福柯监狱思想研究

发布日期：2017-11-21 作者：单义律师

　权力是一组在任何地方组织起来的和经过协调的实施着的关系，而非神秘的实体；权力与抵抗共存，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权力不仅是禁止的、消极的和否定的，而且更是生产的、积极的和肯定的；权力与知识密不可分，相互依赖，相互包含。这就是福柯对于权力的主要见解。福柯不再将权力视作是某个组织、集体或者个人的所有物，权力没有中心点，没有主体，没有机构，它不是单向性的，它永远存在于关系之中，它是这些关系的依靠、较量、连接、分裂、争斗，权力来自四面八方，它无处不在，正是权力的结合或者纷争才构成了巨大、复杂而纷繁的形式本身，社会机制，包括监狱、刑罚正是权力的战略形式。福柯不将权力看作单纯由国家组织中心所决定，并单纯由国家统治中心向被统治者发出的单向性力量关系网。他更倾向于将权力看作社会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的紧张对比结果，也倾向于将权力看作广泛和普遍地散布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力量网络，甚至包括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的肉体活动网络。权力的微观结构及其运作，就好像毛细血管网络系统对于维持生命实际运作的角色那样，比宏观权力结构更加重要，因为它们更具体和更直接地控制整个权力网络，使权力的宰制功能全面地落实。
　　以福柯的权力理论为工具，本文对监狱进行了一种权力视角的分析。监狱是权力的物质化。从圆形监狱建筑中发现了全景敞视主义，这种敞视主义的权力技术作用于以监狱为代表的规训机构。在这些社会机构中，权力分散化、微观化、精细化，它像电磁波一样在各个机构中散射，使这些机构中的主体被操纵、被驯服。各个机构日益呈现监狱的封锁和规训性质，它们不断在自由的海洋里浮起，形成一系列监狱群岛，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监狱与其他社会机构形成一个监狱连续统一体。
　　对福柯来说，在主体的物质性构造中有权力的运作，在同时形成并规约着主观化的主体的原则中，也有权力的运作。福柯指的不仅仅是囚犯的身体的物质性，而且还是监狱这个实体的物质性。他认为，监狱的物质性，是在其作为权力的负载者与推动力，以及权力的工具的范围里被确立起来的。因此，在监狱被权力所充满的范围内，监狱是物质化了的，或者用更正确的语法表达为，在监狱物质化之前，没有监狱存在。它的物质化与它被权力关系所充满的过程有着相同的延伸范围，物质性是权力的注入所产生的效果，也是衡量它的标尺。监狱只可能在权力关系场中存在，说得更详细些，只有在监狱被这种关系充满直至饱和，而且这种饱和度本身就是监狱存在的构成因素这样的条件下，监狱才能存在。{1}物质性表明了权力的某种效果，或者应该说，物质性就是起到了形成或构造他物的作用的权力。只要权力运作成功地构造出客体域、纯概念场，这二者又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本体论，权力的物质效果就会被当成物质数据或原始的既定存在。{2}这些物质的肯定性（positivity）作为话语与权力不容置疑的指示物、超脱的所指物，出现在话语与权力之外。然而，这种外表出现的时刻，恰恰是话语/权力政治最为彻底地被掩藏起来，而且最为险恶地进行运作的时刻。当此物质效果被认为是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分离点，某些政治争论的sinequanon时，把被构造出来的效果当成原始的既定存在来接受，正是一种经验主义者的基础主义行动，它成功地埋藏并遮盖了构造出物质效果的权力关系的词源学发展。{3}福柯在追寻物质化作为话语与权力的注入过程方面，集中关注的是权力生产与构形的维度。
　　二、圆形监狱和监狱情报小组
　　（―）圆形监狱——全景敞视主义的监狱
　　1.边沁的圆形监狱设想
　　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杰里米·边沁{4}（Jeremy Bentham，1748—1832）和他的点子专家弟弟萨缪埃尔共同构想了一种被称作“全景敞视”的圆形监视设施（panopticon）。Panopticon的pan是由希腊语的p?as （所有的）的中性形式pan而来的，opticon是由希腊语的optikós（眼睛的）的中性形式optikón而来的单词，合在一起就是看穿一切的眼睛的意思。{5}边沁主要想计算如何才能使最多的人得到最大的幸福，因此他对监狱的注意是颇有深意的（这也证实了福柯的观点，即刑罚体系的改革和监狱的发展对于20世纪思想界而言是很重要的）。
　　依据边沁的构想，圆形监狱是这样一个建筑：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个疯子或一个病人、一个罪犯、一个工人、一个学生。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瞭望塔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这些囚室就像是许多小笼子、小舞台。在里面，每个演员都是茕茕孑立，各具特色并历历在目；敞视建筑机制安排空间单位时，使之可以被随时观看和一眼辨认。{6}总之，它推翻了牢狱的原则，或者更准确地说，它的原有的三个功能：封闭、剥夺光线和隐藏，只有第一个被保留下来了，充分的光线和监督者的注视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囚禁者，因为黑暗说到底是保证被囚禁者的。可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在这种全景敞视的监视设施中，犯人被一个个孤立起来，为监视者所监视，但是却无法看到中心塔楼里的监视者。因为在监视者房间内窗户上装了一扇铁栅栏门，在塔楼的室内建造了直角隔离墙，并且用锯齿形通道取代大门，使光线无法透过，这样就无法辨别监视者是否在房中了。犯人无法判断监视者是否在房中，便产生了自己被不断监视的意识。{7}全景敞视的监视设施是分割“看一被看”这种组合的装置。在周围的圆环形建筑物的内部，在其中的人被完全看到，但他却绝对无法看到监视者，与此相对，在中心塔楼内监视者能够看见一切，却绝对不会被囚犯看见自己。
　　边沁没有说明他的设计方案是否受到勒沃设计的凡尔赛动物园的启发。这最早的动物园与一般的动物园不同。它的各个展览点不是散布在一个公园里。其中心是一个八角亭，第一层只有一个房间，是国王的沙龙。八角亭的一面是入口，其他各面开着大窗户，正对着七个关着各种动物的铁笼。{8}到边沁的时代，这种动物园已经消失了。但是，我们在全景敞视建筑方案中看到了类似的兴趣，即对个别观察、分门别类，以及空间分解组合的兴趣。全景敞视建筑就是一个皇家动物园。人取代了动物，特定的分组取代了逐一分配，诡秘的权力机制取代了国王。
　　在边沁之前，已经有过类似圆形监狱的设计。第一个可视的隔离模式系统在1751年就出台了，那是法国巴黎军事学校的宿舍。每个学生都被分配了一间带有玻璃窗户的单间，这样他整晚都能受到监视，无法与同伴有丝毫的接触。甚至还发明了一种复杂而奇妙的装置，可以保证理发师给军校学生理发的同时，不与他们发生身体上的接触。小伙子的头从一个门窗里伸出来，身体却留在另一边，通过玻璃窗，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可以看到。边沁说，是他的兄弟在参观军校的时候产生圆形监狱的想法的。当时这种构想在很多领域流行开了。克劳德-尼古拉斯·列多在阿克塞纳斯建造了食盐加工厂，也是根据这种可视性的原则，而且还添加了一些设施。这里存在着一个中央监视点，作为权力实施的核心，同时也是知识记录的中心。中心点应该既是照亮一切的光源，又是一切需要被了解的事情的汇聚点，应该是一只洞察一切的眼睛，又是一个所有的目光都转向这里的中心。所有的建筑物被排列成一个环形，门窗对着里面：中心点是一个高大的建筑物。这里行使着行政管理职能、治安监视职能、经济控制职能、宗教安抚职能。这里发号施令、记录各种活动、察觉和裁决一切过错。尽管在边沁之前就有圆形监狱的想法，但边沁是第一个对它进行表述和命名的人。“圆形监狱”这个词是非常关键的，它指明了一种系统的原则。所以边沁想象的不是一种为解决特定问题——例如监狱、学校或医院——的建筑方案。他声称这是一个真正的发现，是一个“哥伦布之蛋”。确实，边沁向医生、刑罚学家、工业家和教育学家建议的东西，正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9}他发明了为解决监禁问题所设计出来的权力的技术。有一点很重要：边沁说，他的观看系统是一种创新，为权力的简易而有效的实施所必需。事实上，从18世纪末以来，它一直被广泛运用。但是，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权力的程序就更为丰富和多种多样了。
　　在圆形监狱中，不仅监督人看得见犯人，而且只有监督者才看得见犯人；犯人与旁边小房间里的其他犯人的任何联系都被割断了。“他是信息的对象，但从来不是信息传输中的主体。”边沁认为他的圆形监狱的主要益处是达到了最有效的组织。这是因为使犯人处于客体状态和永久的可见状态，才得以实现的。犯人看不到监护者是否在塔里，因此他必须规规矩矩，仿佛监督是不间断的、没尽头的、全面的。这种建筑是如此完善，以至即使没有监护者在塔中，权力机关仍然是起作用的。{10}无须使用暴力来强制犯人改邪归正，强制疯人安静下来，强制工人埋头干活，强制学生专心学问，强制病人遵守制度。边沁也感到惊讶的是，全景敞视机构会如此轻便：不再有铁栅，不再有铁镣，不再有大锁；只需要实行鲜明的隔离和妥善地安排门窗开口。{11}边沁确信，这种简单的建筑学观念可以解决启蒙社会思想中最令人苦恼的问题之一。通过在监狱、医院到工厂、学校等极其多样的不同环境里贯彻监察的原则，人们有可能将私利同社会责任协调起来，尽可能不感到痛苦地加强自觉意识。边沁指出：“圆形监狱的重大优越性是不言自明的，企图证明这种优越性只能是画蛇添足，反而会把它弄模糊了。持续不断地处于监察者的睽睽目光之下，实际上就是摆脱做坏事的力量乃至于要做坏事的想法。”{12}边沁承认，他的新发明，是要牺牲“自由公民的自由精神和活力”，换取“士兵式的机械训诫”，制造“一批人形的机器”。这一设计可能会显得丧心病狂，但他坚信，它是保证最大多数人利益的不可替代的手段。边沁说：“叫他们士兵也好，称他们机器也罢，只要他们是幸福的，我就不会在乎。”{13}在数十年间，边沁为落实敞视式监狱设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家财。1871年，他甚至主动向法国国民议会提供帮助，希望这个革命体制可以不带偏见地考虑他的激进计划，可是根本没用。法国人还能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以表彰他的善举；然而在英国，他的计划的最实在的影响也许只是在语言上：许多人嘲笑他的这一万应灵丹，panopticon一词在19世纪英语中不仅被用来指称一个可以一览无余里面的东西的地方，而且具有新奇物品陈列室的意思。{14}
　　圆形监狱通过其高效率的空间组织，部分地实现其对肉体的控制。这里要作一个重要的区分。圆形监狱与其说是表现权力的建筑模型，还不如说是权力在空间操作的手段。正是使用结构的技术，而不是建筑本身，才使权力得到有效的扩展。边沁的圆形监狱也许看起来仅仅是一个较次要的个体模式，或者是社会改革与完善的一个理想主义的计划。但是，这个看法并不是完全准确的。边沁不是探索他所用的技术的第一位。尽管他的技术是最完善的、最著名的形式，他的圆形建筑不是根本不存在的意在对社会的一切方面进行总的批判和改革的乌托邦世界，而是权力的专门机制的一个计划。边沁把这种工具描述为一个封闭起来的和完善的设计，不是因为设计一个理想形式会使他得到满足，而正是因为它可以应用于大量的形形色色的制度与问题。圆形监狱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对抽象的模式化与非常具体的应用的结合。尤其重要的是，圆形监狱是可变通的。{15}
　　2.福柯发现了圆形监狱的关键——注视和自我监禁
　　福柯回顾了他对圆形监狱的发现：那是在我研究诊断医学的起源的时候。我正在研究18世纪下半叶的医院结构，当时医学机构的伟大改革运动正在展开。我想搞清楚医学的目光是怎样制度化的，它怎样在社会空间打上烙印，新型的医院为什么既是这种目光的后果又是对这种目光的支持。在考察1772年迪约旅馆第二次火灾后一系列不同的建筑规则时，我注意到，在一种中心化的观察系统中，身体、个人和事物的可见性是他们最经常关注的原则。就医院的情形而言，这个一般性的问题引起了进一步的困难。有必要避免不适当的接触、污染、身体的接近和拥挤，为了保持空气的流畅，既要把空间分隔开来，又要保持开放，确保一种总体的和个人的监禁，同时把监视下的个人隔离起来。我曾经以为这些问题是18世纪的医学所独有的。接着，在研究刑罚系统的时候，我发现所有对监狱进行改造的重大计划（从稍后一段时间，也就是19世纪的上半叶开始）都围绕着与此相同的一个主题，而且都要提到边沁。几乎没有一份监狱改造的建议书不提到边沁的“设备”——“圆形监狱”。{16}
　　如果边沁的计划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可以施用于许多领域的公式，即“通过透明度达成权力”的公式，通过“照明”来实现压制。在圆形监狱中，有一种形式与城堡很接近——由围墙环绕的塔楼——用它来实现清晰的视觉。{17}福柯认为，权力必须付出代价才能得到实施。显然，存在着一种最小的代价，边沁也谈到了这一点。圆形监狱需要多少监视者？整个机器需要多少费用才能运转起来？但是这里还存在着特定的政治的代价。如果你太强暴了，就有可能激起民变。如果你的干预太宽疏，种种抵制和违抗就会见缝插针地冒出来，而这又会使你在政治上付出代价。这就是君主政治权力运作的状况。与此构成鲜明的对照，监禁的体系却只需要付出很小的代价。没有必要发展军备、增加暴力和进行有形的控制。只要有注视的目光就行了。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这种注视并不单纯是别人投注给我们的，这也成了我们看待自己行为的一种方式。我们的社会属性使我们成为自己的注视对象，所以我们经常审视自己的身体、行为和感觉。这个办法真是妙极了：权力可以如水银泻地般地得到具体而微的实施，而又只需花费最小的代价。{18}这个方案与君主体制的统治正好相反。在现代权力技术中，注视占有重大的地位。例如，来自监狱模型的注视的威力确立了一种在社会体内传播价值观的“外观经济”（economy of looks）。不仅评价人的时候看重的是外表，就是一些诸如求知这类有价值的活动也要通过一系列可视性的比喻，如洞察力和想象力来评价。就这样，这种观看（或注视）的观念就与权力、知识和价值结合起来了。{19}福柯认为，周密地监视“平民百姓、无产阶级和农民”，实施普遍的、持续不断的监视，在一些新的政权形式下，第一次成为可行的了。“可以说这种发明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西，就是敞视式监狱主义。”{20}福柯认为近代社会正像这个监视设施一样，是个少数人监视大多数人的监视的社会。我们在去学校、去公司时没有感觉是在服从什么。当我们感到逃课、旷工是罪恶时，那权力的监视之眼被移植至我们心中，并且在规制着我们的意识与行动。
　　这个圆形监狱的设想之所以令福柯激动，那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一切令他憎恶的东西中，他恐怕难以找到比这更突出的典型了”。而这也是尼采曾说过他最害怕出现的世界。{21}那世界犹如一部“巨大的发条装置，它由越来越细小、越来越精巧地调试过的齿轮所组成”，其中存在着“太多的，而且越来越多的各种支配和控制的因素”，个人在其中体现着“最小的力量、最小的价值”。{22}事实上，许多监狱并没有实践圆形监狱的构想。但是福柯把这其中隐含的逻辑看作规训力量发生作用的事例。在从前的刑罚体系中，犯人不是被关进地牢就是被流放——这是使他们隐身的办法，但是圆形监狱根据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则：它认为管理犯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使他们每天每时每刻都作为潜在对象处于权威性注视（authoritative gaze）之下。这种权威性注视并不是某个人的注视。作为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它可以被当作一条普遍的监视原则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起作用。这个注视的逻辑，就像规训的逻辑一样，并不局限于监狱，而是可以渗透到社会上各个机构的空间中去。只要联想到各种权威机构怎样监视我们并监控我们的行为时，我们就会明白这一点了。例如，学校教师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的时候，他们使用了权威性注视。这种权威性注视带有一个性别的维度。在现代西方社会，女人和女孩经常成为所谓“男性注视”（male gaze）中的欲望对象。换句话说，女性在这样的社会中会受到什么样的评价，以及她们如何自我评价，在根本上取决于她们的外貌长相。监视手段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部分了。{23}福柯将圆形监狱的设想看作“关于呈现理想状态的权力机制的图解”。这种监视“使权力与人相分离”，使人变得温顺、合乎标准，像现代军队中的士兵一样，随时准备接受上级的命令。其结果是一种权力的自我运作，一种权力的化境。敞视主义圆形监狱这一抽象观念，说明了许多正在改变现代生活的真实的制度。{24}循着一种自然的延伸，边沁列举的那些原则现在正式认可了一种无限的训诫，这种训诫不仅向囚犯，而且向每一位现代人提出无休无止的质询，进行“漫无边际的调查，作出明察秋毫、分析透彻的评述，写出将放入一个永不封口的档案袋里去的鉴定，刑罚上的有意宽大同考察时的极端好奇交织在一起”，以此造就俯首帖耳的人们。{25}简言之，在现代社会，由于观念的变化和科技的发展，尼采的噩梦已经转化为现实。
　　如果权力是在精密复杂的机器一样的系统中实施的话，起作用的是人在系统中的位置，不是他的本质，也无法依赖单独的个人。如果有人能站在这台机器之外单独对它进行操纵，权力就会与这个人同一，那么我们又回到了君主形式的权力。在圆形监狱中，每一个人根据他的位置被所有的人或某些人所观察。这里存在着总体的和不断流通的猜疑，因为没有一个绝对的点。{26}这种装置使权力自动化、非个人化。结果是行使这项权力的人，不管是谁都没有关系。不管是谁，即使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被偶然任用的，也都可以让这套装置工作。当这座设施的负责人不在时，即使是他家族中的人、近亲、朋友、来访者都能让这套装置发挥作用。对于圆形监狱，福柯想到的是许多机制的集合体，在通过权力扭结在一起的程序中发挥作用。圆形监狱是权力命令创造的技术发明，就如同蒸汽机是根据生产的要求创造出来的一样。这种发明具有特殊性，它先是在局部得到运用，在学校、兵营和医院。这是监禁实践进行试验的场所。人们学到了怎样建立档案，怎样建立打分和分类的体系，怎样对个人的记录进行审核。某些程序当然已经在经济和税收的领域得到应用了。但是对一群学生和病人进行长久的监禁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然后，到了某一时期，这些方法得到了普遍的运用。警察机器作为这一扩展过程的主要媒介，拿破仑的统治也在这过程中发挥了作用。福柯把总检察长说成是皇帝的眼睛，从巴黎的总检察长到外省卑微的助理公诉员，他们都用同样的目光注视着任何对秩序的破坏，预防着罪恶的危险，对任何越轨的行为实施惩罚。{27}这种普遍的注视一旦松懈下来，国家的垮台也就迫在眉睫了。与其说是国家机器征用了圆形监狱体系，倒不如说国家机器建立在小范围的、局部的、散布的圆形监狱体系之上。德勒兹认为，当福柯定义全景敞视理论时，他有时将它限定为监狱这一具体事物中的光线设置，有时将它限定为一种机器。全景敞视理论的抽象公式因而不再是看而不被看，而是在任意一个人类多样性中强加任意一种教化；或将任意任务或教化强加于任意个体多样性之纯粹功能。既不需要赋予功能目标或方法的形式（教育、照料、惩戒、使生产），亦不需考虑功能所奠基于上的定型物质（囚犯、病人、学童、疯子、工人、军人）。全景敞视在18世纪末就贯穿所有这些形式，也适用于所有这些物质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为权力之范畴：一种纯粹的规训功能。{28}
　　3.圆形监狱（敞视主义结构）的功能
　　圆形监狱就是全景敞视主义的图解示例。福柯选择圆形监狱计划作为惩戒技术的规范性榜样。它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权力的本质，而是权力如何操作的一个明晰的例子。有另一些以相似方式活动的技术，本来也可以作为福柯的若干说明。福柯告诉我们，圆形监狱是“一种可以一般化的功用模式；一种根据人的日常生活限定权力关系的方式……它是简化为权力的理想形式的一种权力机制的图解……它实际上是政治技术的一个外形，可以且必须独立于任何具体应用……其应用具有多种价值。”{29}在圆形监狱中，监视的权力是连续性的，训诫性的，没有个性特征的。任何人都可以操纵它，只要他处在正确的位置上，任何人都可能屈服于其机制。这种设计是具有多种用途的。塔里的监督者可以轻而易举地监视一个犯人、一个疯子、一个工人或者一个学生。对于病人，可以观察每个人的病症，又不使病床挤在一起，不会让污浊空气散播，不会有检查台上的传染后果；对于学生，可以观察其表现（不会有任何作假和抄袭），评定其能力和特点，进行严格的分类，而且可以根据正常发展情况，将懒惰和固执者与低能弱智者区分开；对于工人，可以记录每个人的能力，比较完成每项任务所用的时间，以及计算日工的工资。{30}如果圆形监狱作用很理想，那么几乎所有内在的暴力行为都将被清除。因为如果犯人总是不能肯定他在什么时候被监视，他就成了他自己的监护人。而且，作为最后步骤，通过对这种机制的使用，人们也可以控制控制者。在圆形监狱中占据主要地位的那些人自身完全陷入其行为的一种定域和安排之中。他们监视，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也被限制、被控制，并附属于行政控制。{31}
　　圆形监狱具有某种透明性，其功能是要加强控制。正是它的形式，它的物质性，下至最小的细节的每一个方面（此处边沁总的说是很明确的，他用了很多篇幅描述建筑物的大量细节）得出关于它做什么的解释。其机制自身是中性的，多少还是普适的。它是一项完善的技术。只有当它掩盖和损害其他制度时，它才显现出它自己的力量。{32}用福柯的术语来说，圆形监狱将知识、权力、肉体控制、空间控制结合成完整的惩戒技术。它是肉体的空间定位机制，彼此联系的个体的分配机制，等级组织机制，权力中心和渠道的高效率控制机制。圆形监狱这门技术用于对团体的管理与个体化，其适应性强而且是中性的。不管何时，只要任务是将个体或全体居民置于一个网中，以便于使他们参加生产并被监视，那么圆形监狱技术就能用得上。{33}以圆形敞视监狱所象征的权力模式“能减少行使权力的人数，同时增加受权力支配的人数。它能使权力在任何时候进行干涉，甚至在过失、错误或罪行发生之前不断施加压力。在上述条件下，它的力量就表现在它从不干预，它是自动施展的，毫不喧哗，它形成一种能生产连锁效果的机制。除建筑学和几何学外，它不使用任何物质手段却能直接对个人发生作用。它造成‘精神对精神的权力’。因此，全景敞视模式使任何权力机构都强化了。它能使后者更为经济（在物质、人员和时间上）。它通过自己的预防性能、连续运作和自动机制使后者更有效率”。{34}
　　圆形敞视监狱最奇妙的设计是它构造了一种特殊的光学空间和视觉关系，它造成了这样一种效果：中央塔楼顶端上的监视者可以清楚地看见所有被监视者的所有行为，而被监视者在自己的房间中只能看到监狱中心的塔楼，而看不见塔楼顶端是否有监视者，也就是说，无论塔楼上是否真有人在那儿监视，被监视者都意味自己处在被监视之中，因为他无法判断塔楼顶端是否真有监视者。福柯分析说，这样一种视觉关系和空间布局造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被监视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塔楼上是否真有监视者已不重要，谁来实施监视无所谓，重要的只是一种大家都明白的空间关系和视觉关系，是权力的位置必须被看到而这个位置上是否有人绝对不能被看到的“看”。这是一架没有国王而只有王位的权力运作机器，一架不依赖某个监视者而只凭借某种虚构的视觉关系来运作的权力机器，一架最终被监视者自己的观看所造就的自己对自己进行持续不断监视的机器，这真是一架神奇而可怕的机器。{35}
　　除了监视功能，全景敞视建筑还是一个实验室。它可以被当作一个进行试验、改造行为、规训人的机构；可以用来试验药品，监视其效果；可以根据犯人罪行和特点，试验不同的惩罚方法，寻找最有效的方法；可以同时教不同的工人学会不同的技术，以确定最佳技术；可以进行教学试验。全景敞视建筑是一个对人进行实验，并十分确定地分析对人可能进行的改造的优越场所。全景敞视建筑甚至是一个能够监督自身机制的结构。在中心暸望塔，总管可以暗中监视所有的下属雇员：护士、医生、工头、教师、狱卒。他能不断地评定他们，改变他们的行为，要求他们使用他认为最好的方法。甚至，总管本人也能被观察。一名巡视员出其不意地来到全景敞视建筑的中心，一眼就能判断整个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任何情况都瞒不过他。而且，总管被关在这个建筑机制的中心，他自己的命运也就与该机制拴在一起了。一个使传染病得以散播的无能医生将是传染病的第一个牺牲者，一个无能的监狱长或工厂经理也将是暴动的第一个牺牲者。全景敞视建筑的主人说由于我设计了各种联系纽带，我自己的命运也被我拴在那些纽带上。”{36}全景敞视建筑像某种权力实验室一样运作；由于它的观察机制，它获得了深入人们行为的效能。
　　边沁梦想把纪律变成一种机制网络，无所不在，时刻警醒，毫无时空的中断而遍布整个社会。全景敞视主义结构提供了这种普遍化的模式。{37}它编制了一个被规训机制彻底渗透的社会在一种易于转换的基础机制层次上的基本运作程序。于是，我们看到两种规训意象。在一端是规训一封锁，建立在社会边缘的封闭体制趋向于内向的消极功能：制止灾难，中断交流，冻结时间。在另一端是全景敞视主义的规训一机制：一种通过使权力运作变得更轻便、迅速、有效来改善权力运作的功能机制，一种为了实现某种社会而进行巧妙强制的设计。从一种异常规训的方案转变为另一种普遍化监视的方案，是以一种历史变迁为基础的：在17世纪和18世纪，规训机制逐渐扩展，遍布了整个社会机体，所谓的规训社会形成了。
　　4.圆形监狱与“瘟疫模式”
　　在17世纪，隔离区作为一种瘟疫控制的方法，是通过严格的空间分割进行的。官方把整个城镇以及周围的乡村划分成若干行政地区；住户不得越房屋一步，否则要处死；只有官员和因地位贱而被指派拖尸体的人才允许在街道上走动。对每一间房屋及其居住者，保持着经常的戒备和监督，对那些没有露面的人要说明原因，收到的信息逐级上报。一旦有人死去，这些官员甚至有权占用私有财产：净化程序要求撤空传染的住所，然后熏蒸住所。一切医护工作都受到小心的监督，一切病状都得让主要权威知道，一切空间都被权威们控制，一切活动都是规定好的。{38}“每天，巡视员必须从每家门前经过，他们停下来叫人的名字。每个人都被指定了一个他必须现身的窗户，当人叫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必须在这个窗户出现，当然，如果他不出现，那么就是因为他在床上；而如果他在床上，这是因为他病了；如果他病了，那么他就是危险的。因此就必须介入。正是在这时，在病人和非病人之间产生了区分。”{39}
　　麻风病人聚居地提供的是通过权力的空间实施进行人口控制的典型。麻风病人被排斥在社会之外，被隔离，受到污辱。他和他的患难弟兄们被扔进不加区别的群体中。权威把麻风病人放逐安置到要他们活完了死去的隔离的群体之中，这种行为是“大规模地把一群人与另一群人一分为二”。这里重要的是权威有权将麻风病人从一个地方排斥出去，把他们限制在另一个地方。{40}“它首先是在个人（或一群人）和另一个人之间严格的区分、拉开的距离和不接触的规则。另一方面，是将这些人扔到外边混杂的世界中去，在城墙之外，在社区的界限之外。因此建构了两个相互隔膜的群体。那被扔出去的群体，在严格的意义上被扔到外面的黑暗之中。最后，第三点，对麻风病人的排斥和驱逐的人丧失了资格（也许不完全是道德上的，但无论如何是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41}“如果说，麻风病人引起了驱逐风俗，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大禁闭”的原形和一般形式，那么可以说，瘟疫引出了种种规训方案。它不是要求将大批的人群一分为二，而是要求进行复杂的划分、个人化的分配、深入地组织监视与控制、实现权力的强化与网络化。麻风病人被卷入一种排斥的实践，放逐一封闭的实践。他被遗弃在一片无须加以分解的混沌之中，等待毁灭。瘟疫患者则被卷入一种精细的分割战术中。在这里，个人的区分是一种权力挤压的后果，这种权力自我扩展、自我衍生地连接。……放逐麻风病人和制止瘟疫所伴随的政治梦想并不是一样的。前者是一个纯洁的共同体，后者是一个被规训的社会。在行使统治人的权力、控制人际关系、清理有害的人员混杂方面，二者的方式不同。瘟疫流行的城镇，应完全被一个层级网络监视、观察和书写所覆盖；一种广延性权力以一种确定无误的方式统治每个人的肉体，使该城镇变得静止不动。这就是一个治理完善的城市的乌托邦。瘟疫（至少被视为一种可能性）是人们在理想地确定规训权力运作的过程中的一个考验。”{42}
　　与隔离区和麻风病人聚居地这两种瘟疫控制模式不同，全景敞视建筑应该被视为一种普遍化的功能运作模式，一种从人们日常生活的角度确定权力关系的方式。全景敞视建筑展示了一种残酷而精巧的铁笼。事实上，甚至到了我们现代，它还会产生许许多多设计中的或已实现的变种。这就表明了它在近200年的时间里是多么强烈地刺激起人们的想象力。但是，全景敞视建筑不应被视为一种梦幻建筑。它是一种被还原到理想形态的权力机制的示意图。{43}它是在排除了任何障碍、阻力或摩擦的条件下运作的，因此应被视为一种纯粹的建筑学和光学系统。它实际上是一种能够和应该独立于任何具体用途的政治技术的象征。“瘟疫侵扰的城市与全景敞视机构二者之间有重大差异。它们相隔一个半世纪之遥，标志着规训方案的变化。……瘟疫侵袭的城镇提供了一种例外的规训模式：既无懈可击但又极其粗暴。对于造成死亡的疾病，权力用不断的死亡威胁来对付。生命在这里只剩下最简单的表现，这里是细致地运用刀剑的权力来对付死亡的力量。反之，圆形敞视监狱有一种增益作用。虽然它对权力进行了妥帖的安排，虽然这样做是为了使权力更为经济有效，但是它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权力本身，也不是为了直接拯救受威胁的社会。它的目的是加强社会力量——增加生产、发展经济、传播教育，提高公共道德水准，使社会力量得到增强。”{44}福柯认为“瘟疫模式”还不是一种常规的规训权力模式，它对付的只是异常情形，真正常规的规训权力是“圆形敞视监狱模式”，这种模式才使规训权力深入了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
　　（二）监狱情报小组（GIP）——对犯人生存状态的关注
　　1.监狱情报小组的成立
　　从“五月风暴”{45}以来，尤其是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发表就职讲演几星期后，在法国的左派政治犯中爆发了绝食斗争。法国的左派分子对监狱发生了浓厚兴趣，要求政府赋予他们的被囚禁的同事以政治犯的正式地位和其他专门权利。因为他们的同事，与其他犯人一样，几乎与外部世界没有接触，没有广播电视，没有报纸，除了家庭成员和律师以外，无人探监，更少有人报道监狱中所发生的一切。当左派无产阶级决定在狱中采取政治行动时，他们邀请福柯领导了这个计划。{46}1971年初，福柯与历史学家维达尔-纳盖（Pierre Vidal-Naquet，因首先谴责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使用酷刑而闻名）、天主教杂志《精神》的编辑多梅纳克（Jean-Marie Domenach，“二战”期间曾参加过抵抗运动，20世纪60年代也激烈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三人创立了“监狱情报小组”（GIP）。2月8日，在蒙帕纳斯车站下面的圣-贝尔纳教堂，福柯宣读了一个由他起草的声明无人能确保自己不被投入监狱。今天更是如此。警察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控制越来越令人窒息，无论在大街小巷，无论对外国人还是对年轻人。表达观点重新成为一种罪过，反毒品措施越来越专横，导致随便抓人。我们现在生活在拘留审查状态中。人们告诉我们说司法部门已无法控制局面，我们已注意到了。但假如是警察使之无法应付呢？人们告诉我们说监狱已经爆满。但假若是过多的百姓被关进监狱的缘故呢?”“关于监狱的情况几乎很少披露。它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一个隐蔽领域，我们生活的一个黑暗角落。我们要求了解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一些法官、律师、新闻记者、医生和精神分析医生一起创立了监狱情报小组。”{47}
　　福柯在接受《美洲政策》杂志（1971年3月18日）的采访时，说道：因为有犯罪的人所以才有监狱。这一将其正当化的理论背后，还隐藏着社会性压抑的手段这一理论，福柯说：重罪犯仅占犯人的5%，在剩下的人当中，犯中等罪或轻罪的犯人，大部分都是贫困阶级出身。而且，犯人中40%是没有进行审判的被怀疑的人，犯人中的16%是移民。人们不了解这些事实，而仅因有重罪犯的存在，监狱的存在就被正当化了。犯人们现在开始谈及他们的劳动、居住环境等，例如在南特（法国西部，卢瓦尔河口、靠近大西洋）的监狱里，早晨，床罩都结了冰；在德拉吉尼昂（南法，戛纳的西边）的监狱里，有好几间单人间里，常温都是零度以下；在克莱鲁瓦（东部），58间鸡舍（带隔墙的完整的单人间里）根本没暖气，如果说两句怨言，所长就会说想暖和吗？你在房里跑跑步不就行了。”犯人的实际权利都被剥夺了。法院将人送进监狱，但是囚犯在监狱里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48}在监狱里，他们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监狱情报小组的信箱地址实际上就是福柯在沃日拉街285号寓所的地址。成立声明的大部分也是由福柯起草的。我们从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他所感兴趣的领域。像对待精神病一样，划分正常人和被监禁的人的界限比人们预料的还要模糊，所以，这也正是福柯留心观察的地方，以便揭示权力机构是怎样展开工作的。然而，福柯在这件事上的出发点不属于理论范畴，它首先要行动，出现在日复一日的斗争中。{49}
　　监狱情报小组的宗旨，是收集和公布监狱情况。福柯认为，需要做的不是替犯人说话，而是为他们提供说话的机会，讲出监狱的真实情况。德勒兹对福柯说在我看来，是你第一个教给我们一个基本道理：以别人的名义说话是可耻的。”{50}正如监狱情报小组在它发表的第一本小册子上所说的：监狱情报小组不想以犯人的名义谈论形形色色的监狱，恰恰相反，它要给犯人提供谈论他们自己和狱中事情的可能性。监狱情报小组的目的不是改良主义，我们不幻想一种理想监狱：我们希望犯人们能够说出刑律压迫系统中的那些不可容忍的东西。我们必须最快、最广泛地把犯人们自己表达的这些事实传播出去。这是把人们团结起来参加这场监狱内外的战斗，即政治斗争和法律斗争的唯一方法。{51}
　　2.监狱情报小组的活动
　　通过监狱情报小组成立宣言，人们发现，福柯的出发点不再是理论了，而是行动，是不断的斗争。福柯发起这场运动的出发点，是要揭示权力机构是如何开展工作的。福柯说，我们需要弄清何谓监狱：什么人进去，怎样和为什么进去，监狱里发生的事情，犯人的生活和看守人员的生活如何，牢房、食物、卫生状况如何，内部规章制度、医疗检查、劳动车间如何运转；如何从监狱出来，以及作为我们社会中的一名出狱人员意味着什么。这些情况在官方报道中是找不到的。我们向那些因种种原因有过监狱经历的人或是同监狱有关系的人进行了解。我们请他们与我们联络，告诉我们他们所知道的情况。我们拟好了一份调查表，人们可以向我们索取。当调查表收回的数量可观时，我们会公布它们的结果。{52}监狱情报小组成立后不久，便开始进行已宣布过的调查。
　　调查表分发给那些在监狱门口排长队等待探视的犯人家属。调查表收回后，福柯等人对它们进行筛选、摘录，然后以连载形式发表。福柯怀着难以抑制的好奇心，详尽研究了收回的所有调查问卷，花费了大量时间去档案馆翻阅过去的警察局案卷和法庭记录，对他感兴趣的文件进行深入的思考。他在浏览某个无名囚犯（按他的话来说，这是那些已化为乌有的卑微生命之一）的案卷的时候，常常会感到一种奇怪的震颤。人们不难想象他在国家图书馆里钻研时的那副模样：像个占卜师似的站在沙漠里一处隐藏在地下的泉水的上方，微微地发抖。{53}福柯研究这种直接接触，从中收集到有关犯人生活条件及他们过去经历的证明和叙述。他热衷于这些在社会边缘发现的个人经历的片断，这些悲怆的生活道路和这种残酷的生活现实。调查表上还附有揭露监狱状况的简单说明他们把犯人当狗一样对待。犯人们仅有的一点点权利也得不到尊重。我们要把这种罪行公布于众。”对此，只有一种办法：进行调查和搜集证据：“为了帮助我们搜集到这些材料，请你们同犯人或被释犯人一起填写这张调查表。”{54}（1）这些调查不是用于改善、减轻某种压迫系统，使之容易接受一些。它们旨在这种系统以另一种名义——以法律、技术、知识、客观性的名义——表现的地方抨击它。因此，每项调查都应是一个政治行动。（2）这些调查针对的是一些特定的目标，一些有名称、地点的机构，一些管理者、负责人和领导人——这会制造牺牲品，引起反抗，甚至引起那些负责的人的反抗。因此，每项调查都应是一场斗争的先奏。（3）这些调查围绕上述特定目标把领导阶级用社会等级和不同的经济利益的游戏划分的各个阶层重新组织起来。应该团结犯人、律师和法官，还有医生、病人和医务人员，拆除对权力必不可少的障碍。每项调查都应在每个重要战略点上构成一条阵线和一条战线。（4）这些调查不应由一些技术人员从外部完成，在这里，调查者就是被调查者自己。应该让他们讲话，由他们清除隔离板，表述什么是不可容忍的和不能再容忍的。让他们进行阻止压迫实施的斗争。{55}监狱情报小组从开始时小范围的犯人家属调查发展到后来对20座监狱的犯人进行大规模调查，并将调查的结果汇总在陆续印发的四本小册子中。
　　监狱情报小组并非仅仅是一个信息收集组织，而是一个与监狱中左派里应外合的政治行动组织。在狱中，左派囚犯意识到只为左派活动分子争取特殊地位不合常理，他们发表了一份“在巴黎监狱里写成的”公报，公报指出：我们要求切实承认我们的政治犯资格。我们并不要求享有与其他普通法犯人不同的特权。我们认为，他们是某种社会体制的牺牲品，这种社会体制在把他们塑造出来之后，拒绝改造他们，只想拋弃他们。此外，我们希望我们的这场揭露监狱现行制度的斗争有益于所有犯人。{56}随着声援犯人运动的发展，监狱暴动事件也频繁发生。监狱情报小组多次在监狱前组织集会，散发传单，声援狱中斗争。每次集会都被警察驱散。福柯描述这种情况：街道开始变成警察的禁地。警察的专横命令变成法律：不许停留，不许说话，不许散发东西，不许扎堆。监狱的范围开始扩大，远远越出监狱大门之外，扩大到你的住宅门口。{57}1971年5月1日，福柯和另外几个人在一个监狱前被拘审，理由是传单上没有标出印刷机构，属非法出版物。他们遭到侮辱，福柯还被警察从背后击打。福柯向法院控告警察滥用权力，但警方反诉福柯散发非法出版物。结果福柯败诉，被课以罚款。
　　监狱情报小组还同犯人家属们一道，通过斗争，使一些以往不许进监狱的报纸得以在狱中被自由传阅；它召集一些由富于同情心的专业人员如医生、律师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委员会，以便宣传某些特殊监狱内的情况；它打破了新闻媒体对法国监狱内部情况的缄默。
　　3.监狱情报小组的意义
　　监狱情报小组对近现代西方刑罚制度进行过许多讨论，分析了近代监禁和监狱的诞生，反思了当代暴动问题，意在重申权力主体性结构和权力本质。监狱情报小组是1968年运动的产物，成了福柯进行新的思想过渡试验的尝试性工具，大大推动了福柯对监狱的探索。{58}这场运动对福柯的学术思想发展有着很深的影响。福柯在这场运动中的经历，使他逐渐偏离了自己曾在法兰西学院的申请报告中所提到过的研究计划，即继承性知识问题，而是转向了监狱、权力、机构、规则，其直接的成果就是于1975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福柯去世后，德勒兹回顾监狱情报小组的活动时说：监狱情报小组是一种思想实验。米歇尔始终认为，思想过程应该是一种实验。这正是他所留下的尼采主义遗产。就此而言，关键不是用监狱做实验，而是把监狱看成是一个犯人经历某种经验的地方。这种经验是知识分子——至少是福柯所认为的知识分子应该思考的。他还指出，监狱情报小组尝试了一种知识分子的参与方式，即不是以某种理想或价值观的名义采取行动，而是关注一直不为人注意的现实。{59}监狱情报小组使得知识分子介入有了新的定位，即指出不可容忍的东西以及在不可容忍的处境中使之成为确实不可容忍的东西。监狱情报小组是制造陈述的方式，现在有一个关于监狱的新型陈述，它自然是由犯人，有时也由非犯人说出，可它从前也许是不能明确表达的。{60}它是一项质疑的事业，对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有关监狱、刑事审判、法律和惩戒的实践、规则、机构和习惯表示怀疑。
　　监狱情报小组努力维护犯人的权利，弄清楚权力机制的具体运作。通过向在押犯人、被释放人和犯人家属的调查，搜集证据，监狱情报小组目的就是说明监狱、法庭、医院、精神病院、职业医院、大学、新闻和信息机构甚至国家这些不可容忍的机构都在实施源于政治权力压迫的压迫，而知识分子、技术人员、法学家、医生、记者等新的社会阶层已不能容忍这种压迫，要像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那样反对这种政治权力的压迫。福柯与萨特都把法国各地的监狱暴动看作对压迫制度的反抗。{61}应当指出，尽管监狱情报小组并不认为监狱是必需的，但它的示威运动并不抗议监狱的存在，而是为了使公众知晓监狱的情况和犯人的待遇。监狱情报小组并不梦想理想监狱（因为福柯认为，刑事改革家们在教养所的建立和少年犯罪的形成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他们最终都是惩戒者的孪生兄弟），而是为了改善监狱的条件，改革惩罚制度。监狱情报小组旨在描述在押犯人和刑释人员的整个体验，以抗议其中不可忍受的一切，怀疑产生这一切的整个刑事机构。因为在监狱内部存在着不受管束的审判，即监狱内的监狱，犯人不能保护自己。{62}
　　监狱情报小组揭示了监狱的负作用。有一个囚犯从17岁起因偷窃、抢劫和买卖毒品等罪名而多次人狱，最后因在狱中有同性恋活动而被单独监禁，悬梁自尽。这个犯人在几封信中讲述自己如何被暗探引诱购买毒品。这些信件表达了一种新型的政治思考，这种思考意在消除公与私、性与社会、集体要求与一种个人生活方式之间的传统区分。福柯写道：问题不仅涉及排斥和给人定罪的社会机制，而且涉及其中的故意挑衅。这个体制正是借助于这种机制来运转和维护秩序，而且按照警察和行政权力的政治要求，制造出它所排斥和定罪的人。{63}福柯还顺便强调了后来成为他有关刑罚体系思考的中心主题，他指出监狱如何制造犯罪，以及监狱如何掌握那些曾体验过铁窗生活的人们的命运：由于有警察、档案、检查组成的精确体系，年轻人出狱后不久又被带回监狱，这个体系使他们永远摆脱不了第一次被判刑的影响。{64}囚犯因一个自己断然否认的罪行被判刑。当他本人不承认自己有罪时，他是不可能同监狱合作的。然而，我们却看到了这样一种机制：由于他抗拒，所以被关进严管牢房。他被关进严管牢房，就意味着他是危险人物。他既然在监狱里是危险的，那么一旦获释，他会变得更加危险，所以他才能够真的犯下人们指控他的罪行。监狱不能改造犯人，而只能建立和强化某种犯罪环境。一个因偷窃几千块钱入狱的人出狱后会比一个老实人更有可能变成强盗。米歇尔·佩罗在他的关于《福柯与监狱》的研究中写道：制造犯人和管理违法行为是我们从《规训与惩罚》中看到的主题之一。人们由此估量到这部书受用于怎样直接和具体的经验。一部揭示社会阴暗面的巨著，它从黑夜的教训中汲取营养。
　　虽然有像维达尔-纳盖和多梅纳克这样有名望的人支持，监狱情报小组实际上完全不是一个常规性的组织，它并不是要创建一个政党或组织，它是开放的，是福柯等人临时策划出来的一个流动性的鼓动中心。它从来就没有打算只从事信息搜集或慈善活动。它的左派背景还暗示着，它从一开始就预设成了一个战争机器，一种新的文化武器。监狱情报小组被预设为一种试验场，它将对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进行考验——这种知识分子不愿出风头，然而富于颠覆性，谦逊然而狡狯。正如福柯曾概括指出的那样，在这个传统中，知识分子以那些被禁止说实话的人的名义，向那些尚需要了解事实的人说实话：知识分子意味着良心、自觉性和雄辩。福柯还用反讽的口吻指出，正是本着这种奥林匹克精神，战后的存在主义者们告诉了人们自由包含了什么，一个人在政治生活中必须做什么、怎样待人接物，等等。{65}福柯不但自己决心抛弃，而且还决心在社会中全面加以摧毁的，正是这样一些以道德权威自居的傲慢姿态。监狱情报小组在这方面的策略是很明确的：它要建立一个论坛，所有藐视道德权威的人都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用他们自己的声音来揭露一个自称人道的社会曾用怎样一些残忍的方式惩罚过他们。监狱情报小组干预监狱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把探视犯人的时间延长至30分钟，或在牢房里安上抽水马桶，而是对无辜和有罪之间社会和道德的区分提出质疑。如果该目的实现，监狱情报小组将摧毁一种简单的、基本的意义形态，即关于善与恶的意识形态。
　　三、作为规训场所的监狱
　　1972年，福柯在美国参观了距布法罗60公里的阿迪卡监狱。一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激烈的骚乱和血腥的镇压，五十余人死亡。福柯深深为这座巨大堡垒所震惊。它的外形像一座中世纪的城堡。正如他在接受约翰·西蒙的采访时所说，这扇很像迪斯尼乐园的大门使他惊讶不已，在它的后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装置，一个有着整洁、干净走廊的机构装置，一个能观察那些穿越它的人们的轨道，既直接又有效。在这次谈话中，福柯明确提到他对监狱体系的兴趣{66}：传统社会学多是提出这一类问题：社会怎样能使诸个体共存？而我则对相反的问题感兴趣，或者不妨说，对这个问题的反面答案感兴趣：社会通过怎样的排斥体系，清除什么人，建立怎样的划分，借助怎样的否定和摒弃手段才得以运作，但是，我此后要提出的问题现在变成：监狱是一个过于复杂的机构，以至不能归结为纯粹否定的排斥功能；它的价值，它的重要性，人们管理它花费的气力，人们试图对它进行的证明都似乎在表明监狱具有积极功能。于是，福柯要探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刑事制度起什么作用？它寻求什么目标？这些惩罚和排斥程序产生了什么结果？这些程序在经济过程中处于什么地位？在权力实施和维持中具有什么重要性？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详细列举了监狱的影响。监狱的谱系学描绘出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法国刑罚体系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核心部分在于废除酷刑和公开处决，以及监禁手段的发展——让犯人经历一整套规训常规和程序，再以监视行为对他们加以管制。
　　监禁成为介于死刑和轻微处罚之间的基本形式。拿破仑帝国建立起一个庞大统一的监狱体系。而且，监狱网络很快就遍布欧洲。通常的解释是，古典时期出现了荷兰、英国以及美国的几个监狱样板，使得人们能够克服原有的疑虑。福柯承认这些范例的重要性。但是，问题在于，尽管监狱这种惩罚形式符合启蒙思想家的一些原则，但在更多的方面违背了其原则。那么，为什么监狱所体现的强制的、肉体性的、隔离的、隐蔽的惩罚权力模式很快就取代了人道主义改革者的再现的、戏剧性的、能指的、公开的、集体的惩罚权力模式？{67}福柯的回答是，这不是由于观念的进步和道德的改善，而是由于作为一种权力技术的规训的兴起与发展。
　　（一）现代监狱的诞生与巴黎少年犯监管所的作息时间表
　　1.现代监狱的诞生
　　最古老的拘禁设施，一般认为是1596年建成的阿姆斯特丹狱舍（Rasphuis）。在那里，已经设定了三个原则：刑期因被拘禁者的服刑状况而变（刑期缩短）；作为义务的劳动；严格的时间分配、监视等对服刑者进行再教育的系统。{68}18世纪后半期，对应这三个基本原则的监狱产生了。在18世纪末期前，监狱只是犯罪嫌疑人被预审之前关押的地方，而非抑制性的惩罚机构。从18世纪末期，监狱开始成为改造罪犯的法律惩罚系统。在监狱中受到军事和学校类型的驯化，犯人指望被改造成守法的个体。监狱诞生的标志是刑事体制采用监禁来取代肉罚，重要事件有二：一是1775年在比利时吉安特（Ghent）的国家监狱进行了根本重组，规定拘禁者白天一起劳动，晚上单独拘禁。二是1786年美国修改了宾夕法尼亚刑典，对抢劫、鸡奸和夜盗等人加以拘禁，而非体罚。但拘禁在日期上先于现代监狱，监狱并非第一个拘禁机构，而是改进了的拘禁机构。
　　现代监狱是以古典时期的监狱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但作为一种监狱制度，它并非西方传统的惩治法典和刑法的自然发展产物，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创建时期的新需要，依据刑法以外的其他理由建立起来的。在古典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刚刚形成，大量的农民破产而流入城市，造成整个国家居民结构的重大变化。流入城镇的破产农民，除了一部分幸运地在新型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找到工作而逐步成为工人以外，有相当大数量的人沦落成为失业者和无家可归的流民。城市中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大量犯罪的发生。这些犯罪，多数属于轻微或小型的罪过。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方法，就是利用法制和当时新型科学知识的研究成果，设置一系列管制流民、失业者和轻微犯罪者的机构组织，如监狱、青少年教管所、精神病院、慈善机构及穷人收留所等。为此，福柯指出，讲得更清楚和更简单一点，在西方18世纪所发展的大规模监禁机制，就是失业的问题。人们找不到工作。这些人，从一个国家移民到另一个国家，周转于社会的各个空间和地域。这些曾经由于宗教战争以及其后的三十年战争所解放出来的人，贫穷的农民，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浮动的居民层。由于担忧的原因，才设立了全面的监禁制度，其中还包括了精神病人。{69}面对人口的增加和失业者、流浪者的泛滥，权力机构必须执行一种高效率的管理原则，提高政治机构的管制威力，这就要求建立严格的纪律和规训制度。建立在科学和最新技术基础上的现代纪律系统和规训制度，是现代国家用以调整、协调和统一管制整个社会人口爆炸、失业和流浪者泛滥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有充分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而且也有迫切的需要，建构起现代监狱制度。
　　在现代监狱中，经济规则被采用，监狱的费用由囚犯的劳动和政府拨款来维持。每一个体将受到严密监督，他的时间以尽可能有效的方式来安排，他的工作日分成了若干生产片段。道德规则也发生作用，即向每一个囚犯提供指导和精神方向。对罪行的惩罚现在是在监狱围墙的背后秘密进行的。公众把惩罚权委托给恰当的合适的当局。当局不但可以自由地完成将倔强向顺从的转变，而且可以自由地完成对囚犯生活一切方面的完整的全面的改良。知识，详细的观察，完整的档案材料，以及审慎的分类都是关键。对于犯罪情境的详细盘问。罪犯行为，在禁闭之下的进步，以及对于罪犯和一般犯罪活动的日益增长的知识，都与经济道德改造规则，包括这种新的惩罚模式的各种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了。{70}由于组织管理方式的不同，监狱有不同的模式。查尔斯·卢卡（Charles Lucas）（他经常被福柯引证）促成了一种隐修院模式，即建立在普遍而绝对安静的劳作基础上的中央监狱（maison centrales），托克维尔等人则对宾夕法尼亚州监狱的完全隔离制情有独钟。采取中央监狱制之后的监狱改革浪潮和19世纪40年代初期法国普遍的激烈情绪导致了隔离主义者的胜利，直到1847年的监狱会议废除了他们的选择。{71}福柯认为，如果要确定现代监禁系统（système carceral）形成完毕的时间，应该是1840年1月22日，法国中部的梅特莱农场设立的这一天。在梅特莱农场中，囚犯被分配在等级严明的小班中。这些班同时奉行五种模式{72}：家庭模式，即每个班都是由两个老大哥与兄弟组成的家庭；军队模式，即每个家庭有一个班长，下分两个小组，每组各有一名组长。每个囚犯都有号码，都要学习基本的军事操练。每天有一次卫生检查，每天有三次点名。每周有一次服装被褥检查；工厂模式，即有监工和工头，负责管理工作秩序与年轻囚犯学艺；学校模式，即每天上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的课，由训导员或副班长讲课；司法模式，即每天在谈话室进行司法惩治，任何轻微的不服从行为都要受到惩罚。避免严重违法乱纪的最好方法是极其严厉地惩治最轻微的错误。在梅特莱，说一句废话都要受到惩罚。主要惩罚手段是单独禁闭，因为孤独是影响孩子道德本性的最好手段。尤其是在孤独时，宗教的声音，即使以前从未进入他们的心灵，现在也会恢复全部感人的力量。整个准刑罚制度都是人们为了使之不成其为监狱而创造出来的。它在囚室内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囚室的墙上书写着黑色大字上帝注视着你。”
　　监狱并没有把犯人当成非人，他们仍然还有人格；在监狱中，并不是一点自由民主都没有。犯人享受着法律的保护，是依据法律的规定遭受不同程度的惩罚；而且，他们还可以对受到的惩罚提出抗议，要求保障其基本权利。所以，监狱固然只是监禁少数犯罪分子，但它通过对于少数犯罪者的监禁，达到了对于整个社会进行训诫、震慑和讹诈的目的。正因为这样，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法学家罗希（P. L. Rossi）曾在19世纪初全面肯定了新型的监狱制度：监狱式的监禁是文明社会中的最好的惩罚途径。它的实行是符合道德的，如果伴之以劳动的义务的话。{73}
　　2.巴黎少年犯监管所的作息时间表
　　法国监狱改革家列昂·富歇（Leon Faucher）在183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讲述了巴黎少年犯监管所的作息时间表，这是一种为年轻囚犯安排的“理性生活方式”：
　　第17条：犯人作息日冬天从早上6点开始，夏天从早上5点开始。每天劳动9小时，学习2小时。作息日冬天晚上9点结束，夏天晚上8点结束。
　　第18条：起床。第一次击鼓时，看守打开囚室门，犯人必须起床穿衣，保持肃静。第二次击鼓时，他们必须穿好衣服，整理好床铺。第三次击鼓时，他们必须整队出发，到小教室做晨祷。每次击鼓间隔5分钟。
　　第19条：祈祷由牧师主持，诵读道德或宗教经文。整个过程不超过半小时。
　　第20条：劳动。夏天5点3刻，冬天6点3刻，犯人到院子里洗脸洗手，领取第一份面包。随后，他们编成劳动小组开始工作。劳动时间夏天必须从6点开始，冬天必须从7点开始。
　　第28条：夏天7点半，冬天8点半，犯人必须回到各自囚室，事先须在院子里洗手和检查衣物。第一次击鼓时，他们必须脱去衣服，第二次击鼓时，必须上床就寝。看守锁好牢门，在走廊巡视，确保秩序和肃静。{74}
　　这张作息时间表详尽无遗地利用了年轻犯人的时间，把每个活动都规定在一个时间内，规定年轻犯人生活中的每一时刻，但除了拘禁以外，不再要求肉体惩罚。对犯人的监禁履行一个法律功能，但它不是一种政治仪式，不是力量的显示，而是对犯人的时间安排和吃、住、祈祷、练身、休息等日常行为细节的规定，是为了过一种美德的生活。{75}与公开行刑相比，少年犯监管所是一个避开公众目光的封闭区域，围绕着刑罚的公众仪式开始消失，并及时让位于短暂的、拘禁的合法和行政仪式，刑罚不再是一种公开展示，而是隐藏在监狱的深院大墙内。它不是凭借炫耀武力，而是通过剥夺犯人的自由和权利来起威慑作用的。
　　监狱里的狱吏不是纯粹的法官、教师、工头、非正式官员或家长，而是一种独特的干预方式的混合。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行为技师、品行工程师、个性矫正师。他们的任务是造就既驯顺又能干的犯人。他们每天负责监督犯人的工作，或者在车间里或者在田地。他们指挥囚犯班组按照号角或哨声进行有秩序的活动，体育训练、军事操练、起床就寝、散步。他们教授体育动作。他们检查卫生，督促洗澡。训练是与观察同时进行的。根据囚犯的日常表现，他们不断地积累起一整套认识。这种认识被用来当作不断评估的工具。犯人一进入监狱，就要接受一番调查，包括他的出身、家庭状况、学历、职业、被送上法庭的罪名以及构成他短暂但往往十分悲惨的经历的其他违法行为。这种资料被记录下来。学习技术的训练导致了各种行为模式。掌握技能与建立权力关系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强壮能干的犯人被制造出来。在这种受到专门监督的劳动中，产生出顺从的犯人。这种规训犯人的技术有双重效果：洞察心灵和维持服从关系。
　　权力的作用渐渐地通过精妙渠道而散布，接近人体本身、他们的肉体、姿态和所有日常行动。虽然，监禁也包含在权力机制中，但是，这种机制如是说建立在公开展示上，不如说建立在连续不断的监视上；它适合于具体细节，并关注其规定；它被有规则地实施，适合于个体的训练；它把囚犯转变为知识对象；它并不是预先给定的个人财产，而是弥漫于监禁机构中。类似于启蒙改革家们所设想的体系，监狱旨在实行罪犯的道德转换，还具有某些基于道德规劝和一整套职责、禁令之上的先例。179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立法机关改变了华尔耐特街监狱的内部体制：监禁、道德监护，劳动既作为教养途径，又作为监狱本身的经济来源。{76}在那里实行一种刑罚不公开制度，尽管宣判及其理由应让所有人知道，但是刑罚却是在暗地里进行的。监狱通过对具体行动作出规定而进行惩罚，不再公开展示，并排除民众的参与。
　　（二）权力的规训
　　1.规训的含义
　　在巴黎少年犯监管所对犯人的惩罚方式中，福柯看到了一种新的权力模式，他称为规训权力。在《监禁与惩罚——监狱的诞生》被译成英文的时候，福柯建议将书名改成《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显然，福柯意识到规训（discipline）才是他这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也是最能表明他对现代权力之独特看法的词语之一。英语“discipline”有两个层次的意思：（1）作为名词指“纪律”、“学科”；（2）作为动词指“用纪律训练”、“使……有纪律”。也就是说，“纪律”在规训权力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规训的第一种意义和一个技能知识体系相关，我们有各种学科，如历史学和社会学，我们也可以联想到成为一名歌唱家、芭蕾舞演员或者足球球员而需要接受的各种训练。规训的第二种意义给人以惩罚的联想，如管教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规训在第一种意义上是个名词——我们为了进入某领域并在该领域受到重视而需要具备的一系列资格。第二种意义上是个动词——我们施加于自身或他人的行为。在第一种意义上，规训是一种与自我实现和成就联系在一起的积极力量。在第二种意义上，规训是种令人联想到惩罚和强制行为的消极力量。{77}
　　2.规训的产生
　　从战术家吉贝尔（Guibert）所梦想的以国家纪律为基础的机器式的帝国，到拿破仑对组织的细枝末节的钟爱，一个整体性的规训式社会规划就被认为是18世纪西方社会资产阶级秩序的预兆。{78}福柯写道，近代人生而处在混乱的管制中：无论在学校、军营，还是在医院和工厂中，充斥着严格的规则和亚规则，繁琐的检查，对生活和身体最细小部分的监视。{79}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认为，在来自古典时代的规训观念与近代意义上监狱的诞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贯穿于19世纪的早期和中期。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大量的土地、资源和财产变为个人私有，对它们的非法占用和盗窃变成了对个人所有权的侵犯。不仅如此，这种非法行为还愈演愈烈，因为人们对财富的欲望大大地超过了弑君反叛的冲动，于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出现了：一方面是大量出现的危及个人财产的非法行为；另一方面是对这些行为缺乏有效控制的君主权力。传统的君主权力根本就没有建立也不可能建立一套有效地对付形形色色的非法行为的司法和刑罚机制。对象变了，范围变了。需要确定新的策略以对付变得更微妙而且在社会中散布得更广泛的目标。寻找新的方法使惩罚技术更规范，更精巧，更具普遍性。统一惩罚手段通过提高惩罚的效率和扩充其网络来减少其经济和政治的代价。总之，需要建构关于惩罚权力的新结构和新技术。这些无疑是18世纪刑罚改革最基本的存在理由。{80}福柯认为18世纪刑罚改革的真正动力是为了解决上述矛盾，而纪律在这场改革中充当了核心角色。{81}在令资产阶级头疼的形形色色的非法行为中，有大量的行为没有现成的法律与之对应，也不可能通过制定法律来控制，于是，形形色色的纪律成了控制形形色色的非法行为的手段。纪律虽不是18世纪的发明，但将纪律作为新型的权力核心而形成规训权力却是18世纪的重大发明。
　　在传统的权力理论中，纪律被看作是法律之内的东西，即一种将法律的一般形式扩展到个人生活的细小层面上去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将法律具体化和细化的方式。而在福柯看来，纪律在本质上是反法律（counter-law）的。从表面上看，纪律和法律都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但纪律的实施方式，它所调动的机制，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不可逆的支配，永远属于一方的过剩权力，在共同的规章面前不同的合作者的不平等地位，这一切都使纪律的联系区别于契约联系，并使契约联系从具有一种纪律机制的内容之时起就可能受到系统的扭曲。{82}司法体系根据一般规范来确定一般的司法对象，而纪律则对对象进行区分、归类、分类等，并对他们作出不同的具体规定。更重要的是，法律的目标总是消极禁止，而纪律的目标则更多的是积极规训。由此出发，福柯反对笼而统之的权力压抑论，认为权力不仅是压抑性的，它更是生产性的，尤其是现代规训权力，它凭借各种精细入微的纪律和规范生产了大量驯服而有用的身体。{83}
　　西方社会越发展，越朝向规训化的方向；不但规训化的程度越严密和越全面，而且规训化的形式也越理性化、科学化、精致化、细腻化和制度化。{84}规训化在西方社会的这种扩大化和深入化，使生活于西方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时时刻刻和无所不在地受到监视、规训和宰制。西方所实现的一切最大自由，实际上都是以规训化的实现和完成作为基本前提，都是以实现最大限度的规训化作为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任何自由都不过是规训化的补偿。这种在自我规训和被社会规训同时进行条件下所完成的自身主体化过程，也就是福柯所说的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的研究对象。
　　3.规训的手段
　　如果说传统社会的政治梦想是建立纯净的共同体的理想，那么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梦想则是建立一个规训社会。其权力铸造方式包含了这样几个关键机制：把规训的微妙分割投射到混乱的拘禁空间中，把它与适合于权力的分析性分布方法结合起来，把被排斥者个别地加以考虑，但使用对排斥进行标识的个体化步骤——规训权力有条不紊地推行这一切。它从19世纪初就开始了，在精神病院，在监狱，在少年犯教养所，乃至在某种程度上，医院也是如此。一般地说，实行这种个体化管制的有关当局是根据一个双重模式发生作用的，一方面是区分与标记的二分法，疯癫/健全，危险/安全，正常/变态，另一方面是强制性安排和差异性分布的方式，他是谁，他必须在何处，如何刻画他的特征，他是如何被认识的，如何在他身上以个体化的方式实施不断的监视，等等。{85}规训技术不同于王权的威严仪式，也不同于国家的宏大机构。它的手段是细小的，微不足道的。但它能够逐渐侵蚀那些重大的形式和机构，改变其机制，实现自己的效能。
　　规训可以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功能性分割来发挥作用。规训对单间、座位和座次进行了组织，并因此构造了既是建筑学的，又具有实用功能的等级空间。这种空间提供了固定的位置，并允许流动；它们划分出各个部分，并建立运作联系；它们标明了位置和价值；它们既确保了个体的顺从，又保证了时间和姿势的更为经济的运用。它们是现实和理想的混合空间：因为它们支配着建筑物、房间、家具的配置，所以是现实的空间；因为它们突出体现了特征、评价和等级的安排，所以又是理想的空间。{86}比如在学校这样的机构中，一张时间表能通过规定各门课程的时间来约束学生和老师的工作方式。想要了解空间如何约束人们，只要想象一下工厂的情形就知道了。工厂为人们的工作分割出不同的空间，譬如流水线上的各个位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这些任务需要某些特定技能来完成，同时也给予人们特定的地位（如基层经理、首席机械师、螺栓切割工）。当然，根据机构需要和相关人员的工作能力，工作人员在流水线上的位置可以移动，或被调动。每移动一次，他们在这个机构空间中的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因而，规训化权力使人们在机构中得到一个空间，在体系中占据一个地位。这种地位排序使机构可以在它整个空间内控制人员的调动，同时也能控制这些人员调离前后的进步情况。以这种方式，规训通过提供给人们场所而使人们个性化。这个场所并没给人们提供固定的职位，而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分派人员，使他们在一个关系网中运转。{87}
　　规训的实施必须借助监视。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在古典时代，我们看到观察人群的监视站的形成。军营、医院、学校的建筑设计都有便于监督、控制的考虑。这些建筑物不再仅仅是为了被人观赏，或从里向外观察，而是为了便于对内观察，使建筑物里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彰明较著。这些监视站有一个近乎理想的模式，即军营——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建造和改造的临时性人造城市。这是一个权力活动中心。在完美的军营里，一切权力都将通过严格的监视来实施；任何一个目光都将成为权力整体运作的一部分：无数新设计方案对传统的营区图案进行了重大修改；通道的几何规范、帐篷的数目和分布、帐篷人口的方向、士兵的安排等都有严格的规定。相互监视的网络也有规定：在阅兵场上画出五条线，第一条与第二条相隔16英尺，其余各线彼此相距8英尺，最后一条线与军械库相距8英尺。军械库与军士长的帐篷相隔10英尺，正对着营区第一根柱子。每条连队大道宽51英尺。……所有的帐篷彼此相隔2英尺。副官的帐篷在其连队的小通道对面，营区后柱与最后一个士兵帐篷相隔8英尺。营区门对着连长的帐篷。……连长的帐篷建在连队大道的对面，其入口对着连队。{88}军营是一个借助把一切变得明显可见来行使权力的范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军营模式体现在城市发展中，体现在工人阶级居住区、医院、收容所、监狱和学校的建设中。这是一种嵌入原则。军营是十分可耻的监视技巧的一种运用，正如暗室是伟大的光学的一种运用。规训以监视为基础，这需要授权于监督。分层观察变成了一种规则，无论是在工厂（借助对劳动的复杂分割而获得），还是在学校（某些学生被选为干部）皆是如此，更不用说在军队中了。福柯花了相当的篇幅描述了监视权的分层。{89}而且规训社会并不只在正式的操控和管制方面发挥作用，它同时还使用作为微型惩戒（micro-penalty）的审视，对行为进行彻底的扫描。通过惩罚，使用了一系列微妙的步骤，从轻微的肉体惩戒到小小的剥夺和细小的羞辱。它所处理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做出了与服从于惩戒的正确行为哪怕是最微小的背离；二是赋予明显与规训机构无关的部分以惩戒功能，从而如果必要的话，任何都可能被用来惩罚最微小的事情，而每个主体都发现自己处于可惩罚的和去惩罚的普遍性之中。{90}事实上，规训利用了一种不需要武器、肉体暴力和身体约束的监视系统。那里只有一道凝视的目光，那是一道监察的目光，在它的重压下，每个人最终都将使之彻底内在化到自己的心中，以至于自己成了自己的监视者，每个人于是就这样越过并针对自己行使着这种监视。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方案：权力连续不断地被行使着，而且只须为此付出极小的代价。{91}
　　规训的目的是把理性的、有效的、技术的社会所需要的驯顺主体普遍化：一个温顺的、努力工作的、充满愧疚的、有用的主体，一个听命于一切生产与战争策略的良民。获得这种驯顺特征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持续不断的规范对照所带来的道德压力：好的公民与坏的公民，年幼与成熟，总之，规训就通过判定行为规范以及修正任何对之的偏离而进行。{92}资产阶级社会就这样用规范培植了种种成见，从师范学校到工业生产所保持的标准和现代医院中对健康的一般规范的关注皆是如此。福柯认为整个社会中充满了对正常与否的判断。这种凭感觉将人们区分为正常和不正常的过程是福柯称为划分性实践（dividing practice）的一个例子。划分性实践在各种社会结构中发挥作用，比如医院就将人们划分为健康的和生病的；精神病诊所把人们划分为精神正常的和不正常的；监狱区分犯罪的和守法的人。划分性实践决定人们是否有资格作为社会秩序的一员。人们不断地测量我们的正常性，或者精神状态、体能、感觉态度以及性取向。现代西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连同构成它们的规训机构，通过不断地制造出引人反感的身份（scandalous identity）或主体角色（subject role）来组织他们的实践。这些引人反感的对象包括违法者，他们是可以用来衡量正常者的“他者”。{93}现代规训以及进行规训的各种规范的特征，就在于它们不同于中世纪的野蛮规训方式，而是采用了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采取理性的权力技术和策略对主体进行全面的监视和宰制。现代规范和纪律的泛滥，就是试图控制主体的表现。福柯在监狱史研究中所揭露的圆形全景监控监狱以及各种现代全控组织机构，如军营、学校、养老院、医院、收养所等，就是现代整个社会的缩影。在这种全控组织机构中，人们实行规范化的规训，任何一个人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了，他们的身体和精神活动都被纳入规范的标准化程序之中，并受到严厉的监控手段的宰制。在这种情况下，法制只是为规训开路和进行正当化的手段而已。正如福柯所说，法律的理论，就其实质而言，只认准个人和社会。这些个人是参与法制契约并受契约约束的人，而社会则是由自愿的契约和其中组成的个人所形成的社会体。{94}也就是说，法制原本就是以约束个人和社会体为主旨。因此，规范在现代社会的泛滥及其凌驾于法制之上的趋势，是资本主义社会法制的原本性质所决定的。在一切规训系统的核心都有一个刑罚机制。规训确立了一种内部刑罚或超法律的刑罚。每个人都被禁锢在一个惩罚的网中。惩罚本身就是一种审判（裁决）。规训机构中似乎永远设立着小法庭。规训惩罚的标准是规范（norm）。有些规范是明文规定的，也有些是自然的，即经验准则。在整个边际模糊的不规范领域里，不仅违纪，而且未达到规范，都要受到惩罚。尽管规训机构的规范处罚不能划归司法刑罚，但是，规训吸收了一系列古老的做法，创造出一种新的惩罚功能，而且它逐渐介入似乎是由它以微不足道的方式或南辕北辙的方式复制出来的庞大的外部机构。{95}规范的法官无处不在。我们处于一个由教师—法官、医生—法官、教育家—法官、社会工人—法官组成的社会里，普遍的规范统治正是建立在它们之上，每个人的肉体、姿态、行为、举止、倾向和成就都受制于这一统治。{96}而且规范化判定已经渗入到法律审判本身中。规范化判定会导向教养（而非惩罚）所具有的效果：模糊惩罚、治愈和理疗之间的界限。这是现代惩戒社会的关键特征。刑事机构不知不觉地与从事教育、训练、治疗等机构并在一起了。现代社会的所有个体化机制开始集中注意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并且当清醒、正常、守法和成年的个人被个体化时，总是参照那些他自身具有的有关癫狂、疾病、罪行和幼稚的秘密因素。规范化的主要功能不是要么许可，要么禁止，它并非把权威者的所有威严和权力都施加到违规者身上。它的功能是矫正。{97}通过采取渐进的步骤，通过施加微不足道的强制，规范化最终对人以及他的行为进行了重构。行为和既定规范之间的偏差成为主题，矫正程序被用于让违规者就范。规范化判断的目标不是消除偏差，因为这样会取消规范化判断本身。相反，它以规范为标准对人进行区分、分类、划分等级，并对他们作不同的处理。它既不断地矫正和缩小偏差，又制造出新的偏差，从而使规范可以履行划分等级的功能。
　　在层级监视和规范化裁决的基础上，检查机制（examination）是规训运行的重要技术手段。{98}首先，检查能把可见状态转变成权力运作。由于被检查者处于可见领域，很容易被监视、被支配，从而确保了权力对他们的统治。而权力无须自我炫耀，依然可以保持着不可见状态，只须通过编排被检查者，就能显示自己的权势。其次，检查伴有一套书写机制，从中产生了书写权力。被检查的个人都需要记录在案，形成了大量的文牍，发展了分类、整理、核对等技术。建立档案的目的是对每一个人实行有效的识别和描述。福柯认为，这是个人在权力关系中形式化的第一阶段，即关于人的科学的诞生的第一阶段。如果不能追踪、记录、汇编和保存先前的观察和检查结果的话，严密的监视就有可能完全失效。书写技术与新的监视形式是紧密联系的，因为保存监视结果的恰恰是档案。检查把个体置于监视之下，也把他们置于书写网络之中；它使人陷入文件的海洋，因为这些文件俘获并限定了他们。检查程序同时伴有一个集中登记和文件汇集的制度。{99}福柯认为，各种档案汇编和处理技术把个体（个案）和居民群体——具有某些统计趋势和分布的独特群体——建构成知识的对象。第三，文牍技术把每一个人变成一个个案。权力通过检查这一技巧把它的客体置于客体化机制中，检查是这一客体化的礼仪。检查产生了有关个体的特殊发展、性情和能力的知识，个体第一次以记录、档案、图标的形式而被客体化。在封建制度下，被观看、被详细描述、被一种不间断的书写逐日地记录下来，是一种特权。一个人的编年史、生活报道，死后的历史研究，是他的权力象征仪式的一部分。{100}只有权势者才能载入史册。在君权得以施展的地方和权力的较高等级中，个人化的程度最高。一个人拥有的权力或特权越多，就越能通过礼仪、文字报道或形象化的复制品标示出他个人属于某种血缘集团的姓氏和家谱，展示非凡能力并被文字记载所传扬的丰功伟绩。错综复杂的效忠与宗主关系，所有这些都是导致上升的个人化的方式。但是，规训机制颠倒了这种情况，降低了被描述个体的标准。自18世纪起，在规训机构中，随着档案的发展，儿童、病人、疯子、囚徒首先成为个别描述和生平记载的对象，并被标示出个性。他们既是知识的对象，也是权力的对象。随着权力变得愈益隐蔽、愈益有效，受其影响的人趋向于更强烈的个人化。权力的行使所借助的是监视而不是盛大仪式，是观察而不是纪念性文字，是以规范为参照物的比较度量而不是以祖先为参照物的家谱，是差距而不是功绩。在一个规训制度中，儿童比成年人更个人化，病人比健康人更个人化，疯人和罪犯比正常人和守法者更个人化。在上述的每一种情况中，我们文明中的个人化机制更偏向于前一种人。当人们想使健康、正常和守法的成年人个人化时，总是要问他身上有多少童心，潜藏着何种秘密的疯癫，他曾想犯下什么重大罪行。所有使用psycho（精神或心理）这一词根的科学、分析和实践，都起源于这种个人化程序的历史性颠倒。当个性形成的历史——仪式机制转变为科学——规训机制、规范取代了血统、度量取代了身份，从而用可计量的人的个性取代了值得纪念的人的个性时，也正是一种新的权力技巧和一种新的肉体政治解剖学被应用的时候。过去，个人化（即被记录和描述）是地位的上升，而在规训制度下，个人化是一种下降，是被权力更严密地监控。检查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它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它确立了个人的能见度，由此人们可以区分和判断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在规训的各种机制中检查被高度仪式化的原因。检查把权力的仪式、试验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融为一体。在规训程序的核心，检查显示了被视为客体对象的人的被征服和被征服者的对象化。个体不仅是社会的意识形态表示的虚构原子，而且个体还是由人们称为规训的这种专门的权力技术制造的一个实在。在现代社会中，权力基本上生产了经严密组织的、孤独的和自我控制的臣民。于是，权力不再否定是压抑或审查的，而是肯定地生产了个体、知识、客体领域和实在本身。
　　4.规训的功能
　　通过规训区分，构建起体系内的严格渠道。这些渠道借助相同的机制，培养驯顺状态。这里有一种连续而强制性的规训训练，它有某种教育课程与某种职业网络，从中产生了安全的、可预知的、属于社会生活的职业经历：救济团体、寄宿学徒、劳改农场、训练兵营、监狱、医院、救济院。在这些机构中，单元与模型，日程表与姿势代码，训练与策略，汇聚于一处：创造驯顺的肉体，即规训社会的原材料。福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论点：鉴于规训首先被用来消弭危险，当古代政体让位于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它们开始起到了一种更为积极的作用。起初军事戒律仅仅被设想为一种防止掠夺和逃亡的手段，后来则变成了增进军事能力的方法。学校和工厂的情形亦然。建立监视劳动的机构原意是避免原材料被盗窃或丢失，后来就用于增长技能、速度和产量。这样，同样的规训获得了相当多的新功能。{101}与残酷的政治暴力不一样，规训的权力是温柔的、人道的，同时也是阴险的——正因为它的行使是看不见的，是通过审慎的监视而不是公开的强制来进行的。按福柯的描绘，这种监视使权力与人相分离，使人变得温顺、合乎标准（normalized，福柯的一个流行很广的新词），像现代军队中的士兵一样，随时准备接受上级的命令。其结果是一种权力的自动运作——一种权力的化境。{102}
　　规训不单是从外部强加给人们的。相反，人们服从这种规训为的是更好地适应18，19世纪在欧洲出现的新型社会和经济条件。工厂化生产的新需求要求人们掌握必要的技能，以操纵机械、运用工具，以及长时间忍受繁重的工作。同样，一个渴望功名的吉他手为了掌握技能会自愿花时间进行练习。这些练习往往是长时间重复，劳神而又费力的。规训通过这样一个惩罚和满足的机制发生作用。人们会由于各种各样的轻率行为而受到惩罚或自我惩罚；但与此同时，通过规训可能会得到回报，使你在社会序列中上升——如成为一个资深的工人，或者一名更优秀的吉他手。{103}
　　（三）规训权力在监狱中的运用
　　福柯的目标不仅要把监狱诞生的讨论从刑事和法律改革家们狭隘的思考范围中抽取出来，重新纳入对个人施加权力的广阔背景中，而且还要表明监狱并不是基于社会契约论之上的改革设想的产物，而是产生于适合规训权力（pouvoir disciplinaire）的机制。我们每个人就时刻处于权力网络之中，感受着规训权力带来的力量。这个网络的核心是监狱，它不是法律或司法机构的产物，它不从属于法庭，毋宁说法庭是外在于和从属于监狱的，因为监狱所行使的表面上是惩罚权力，而实质上是规训权力。在福柯看来，规训是一种训练形式，一组监视技术，一种产生知识的途径，而监狱是最典型的规训机构。规训权力的目的是增进个人的效用，把个人转变成顺从的臣民。福柯曾对监狱作了评论，认为一开始监狱从未成功地产生温顺的臣民，它既不是为了排除冒犯，也不能排除犯罪，而是为了区分冒犯、分配冒犯、使用冒犯，从而成功地产生了过失犯和少年犯罪。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人认为监狱的历史就是一部失败史也许并不正确。关键在于从何种角度来审视监狱。正是由于从独特的视角审视监狱，福柯才认为，监狱的功能依赖于有关个人分离及形成等级的政治—道德技巧，使犯人们着手工作的道德和经济技巧，以及规范和治愈的技巧。{104}监狱有其基本的改造手段：犯人的孤立化（监禁在单身牢房），这是一个强行将其与社会单位及产生犯罪的环境隔离，使其反省、忏悔的必要措施，促其良心发现；劳动，劳动是形成秩序与规则正确性的原则，发挥着让人们懂得人的价值的作用；调节刑罚轻重，如果犯人在服刑中向好的方向发展，就可以缩短刑期。福柯提议把监狱看成是具有四个因素的构型。首先，是监禁的惩罚部分，即剥夺自由。其次，是监狱的戒律向度。再次，是在监狱和罪犯周围建立起来的知识框架。最后，监狱的排除罪行而非再生罪愆的功能。
　　监狱在社会出现时就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在监狱里，规训化权力的强制性力量可以被直接而又公开地行使。因为囚犯是价值体系的冒犯者，社会的强制性力量理所当然可以施加在他们身上。犯人劳教过程包括：受到强迫，受到监视，接受训练，重复性地从事常规劳作，接受各种测试和心理学研究，反复就他们的行为、态度和价值观问题受到盘问。{105}正如福柯所说的，唯有在监狱里，人们才能看到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权力，而且权力在那里被说成是道德的力量。监狱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权力在这里从不隐藏或掩饰自己。它以一种被推行得淋漓尽致的暴政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它玩世不恭，同时又很清廉，并且完全正当——因为它的实施完全合乎道义。结果，它那凶残的暴政表现为善良对邪恶、秩序对混乱的沉静统治。{106}监狱其实就是大社会中的一个缩微社会。它有自己的专家，自己的行为准则、礼节和程序。它有一个内部法律系统，该系统可以惩罚囚犯，延长他们的服刑期，也可以用特殊关照来奖励表现良好的人，准予他们得到减刑、假释。监狱使技术性规训权力合法化，它也使合法的惩罚权力自然化。监狱在二者同质化时，消除了其中一个的暴力性与另一个的专横性，减轻了二者都可能引起的反抗后果，从而使二者都不必有多余的目的，并且使同样精心计算的、机械的与谨慎的各种方法得以在二者之间流通。在这种情况下，监狱就使伟大的权力经济得以贯彻——在18世纪有关人的积聚与有效管理的问题首次出现时，人们曾努力探索这种经济的公式，通过在社会各层面的运作，通过不断地将矫正艺术与惩罚权力混合，监狱的普遍性使惩罚变得自然与可接受的标准降低了。
　　规训权力管制个人行为的目标就是要发展起来一整套对人的驾驭术，把他拘禁在某一地点，限制他的活动，监视他，对他的行为和工作永不停顿地监督，简言之，是一整套管理的技术，监狱仅仅是一个范例，或者说是这套技术在刑罚领域的运用。{107}监狱做了很大努力试图最有效地管理它的囚犯。监狱制定出许多计划，来控制犯人们的活动空间，让他们分住在单人牢房里，或者根据他们的服刑期和罪行轻重给他们分派不同的工作。为了管理这些犯人发展出了一整套制度。犯人们必须从事单调乏味的工作，在操练场上以劳动小组为单位进行操练，接受定期的检查和体检，还被要求做纸盒一类琐碎的工作。在监狱中，刑罚的对象是受刑者的身体，是时间，是每天的动作、精神。在监狱里，行为随时间段而被管理，通过冥想、劳动来进行再教育。目的是塑造出服从的主体，使其服从于既可全面看待又可部分看待的某种权力。{108}囚犯必须被改写以重新做人，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建设做出贡献。这样，就要安排调整他们监狱生活的每一部分，以使他们明白国家的权力是无处不在、无法逃避的。社会为了普遍利益而把专门的惩罚权委托给监狱当局，使之具有了公认的自主权。这样，监狱变成了实施完全而不受干扰的监禁制度的场所。旧式监狱的密集建筑把犯人们隐藏在石墙与黑暗的深处，现在则被明亮的庞大建筑物所取代，犯人在那里被隔离居住，而永远受到监视。他们走出了隐秘的地牢，却又走进了透明的牢房。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能变成顺从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由权力手段制造出来的机械人。福柯认为像疯人院、监狱、医院这样的机构是社会用来进行排斥和放逐的，通过研究社会与这些机构的关系，我们就能够审查权力的运作发展过程。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人们开始发现，监禁比杀一儆百更有效，也能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于是在18世纪出现了新的权力运作模式。{109}种种骇人听闻的酷刑消失了，对罪犯开始采用新的驯化手段。在封建社会中，权力的最高体现形式是国王个人，权力的运作更像一种仪式，对罪犯的肉刑不是要改造罪犯，而是要恢复被打破了的神圣法律的完整性，罪犯的数目与全体人口相比较只占很小的比例，所以对罪犯的惩罚要凶狠，这样才能引人注目。到了现代社会，惩罚成为无所不在的、非人格化的监禁和校正机制，并对个体心理的管理愈来愈关注。监狱力图将犯人驯化为服从的主体。
　　监狱被认为必不可少，可是监狱也有其不良作用。运用于监狱的权力手段虽然旨在制造出顺从的身体和行为，事实却往往与之相反。监狱实际上是罪犯工厂。罪犯们相信他们就是被制度认定的那种人，反常者、懒惰者、邪恶的人、无用的人、人渣。罪犯们被关押在一起，他们可以交流思想、经历、技术、联络方式和策略。换句话说，他们在监狱里学习成为有能力有效率的罪犯。由于监狱把他们当作罪犯对待，这种情况更是变本加厉。{110}我们谈到的人们的自我监控也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应用于正常和健康范畴以外的人身上。从这个方面看来，虽然权力成功地在人们身上做了记录，实际效果却并不如意。监狱与其设立时的初衷很不一致，根本没有造就有德之人，而是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循环排斥机制：社会和监狱把犯人当作皮球踢来踢去。犯人逃避这种戒罚制度的唯一方法是集体行动和反抗。
　　四、监狱群岛与监狱连续统一体
　　（一）规训权力在社会机构中渗透
　　权力具有生产性和创造性，最集中地体现在现代形式的监狱中。作为一个机构，它的使命绝不仅仅限于起到剥夺自由的组织作用，而是从一开始就以对个人进行改造为目标。因此，可以说，监狱相当于规训社会的初级形式，这和马克思所说商品起着资产阶级社会初级形式的作用颇为相似。监狱同时也就是兵营、学校、工厂和医院。它压制那些不符合社会需要的特性，而塑造合乎理想的特性。它的产品就是按照工业社会的一般规范机械加工而成的许多个人。作为一个完美无缺的纪律结构，它监测观察个人的每一方面，从身体外貌到道德信仰，从工作习惯到日常行为。对所有这些表现不仅要控制和调节，而且要从头到尾进行改造，直到无一不符合法定标准为止。它以极其集中的方式包含了所有那些实施规范和纪律的机制。{111}在福柯看来，以监狱为代表的各种规训设施非常重要，因为新的权力策略最初是在这里发展起来并得到调整的。然后，它们又涌向外部世界，进入到这些机构以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中。{112}学校、监狱、医院、军营和工厂既是规训权力扩散到整个现代社会的典范，也是核心。为了教育学生或治疗病人，学校或医院需要了解和控制整个家庭和社区状况，因此它们是上述发展的征兆。福柯指出，这些机构的封闭、监视、管理、规范化和告白等技术，同样适用于对这些结构以外的日常生活的微观控制。规训机构不断增长，它们的机制有一种去制度化的趋势：从曾经运作于其中的封闭堡垒中浮现出来，自由流通；严密坚实的规训被分解成灵活的控制方法，它们可以传播，可以调整。{113}
　　尽管被高度地局限和孤立在功能上的若干具体环境之中，现在惩戒技术逐渐地超越了其机构的界限。敞视主义监狱技术以公认的、不是十分明了的形式，在种类繁杂的机构中得到应用；而这些机构则不仅对在其围墙之内的个体，而且也对外边的那些个体保持着严密的监督。惩戒技巧不断在渗透，这种技巧把个人组成为大单元，操作个人的活动，把个人组织成军队、学校、医院和精神病院等机构的成员，旨在达到某些有用结果。例如，医院不仅仅组织对病人的照顾，它变成了监视和组织普通民众的中心。我们已经看到，惩戒措施在有关产品、效用及控制的整合的那些社会部门中取得了最引人注目的成功。如工厂产品，知识传递，才能与技巧的传布，战争机器。权威们也渐渐地把工人们看作需要研究、训练和惩戒的个体，首先是在他们工作的地方，然后是在他们的家和学校以至诊所。惩戒技术将生产有用的和驯服的个体与被控制的、高效率的民众联系起来。{114}权力关系并不囿于法律的违犯，它既影响违法之人，也影响守法之人。由圆形敞视监狱模式向社会各层面和各方面的扩张，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规训权力网络，这个网络通过一种圆形敞视的隔离、监视与实验将形形色色的纪律贯彻到军队、工厂、学校、公司、机关、家庭等机构和这些机构之间，从而形成了一个以纪律为核心、以社会机构为依托的泛社会化的规训权力运作空间，这个空间相对独立于以法律为核心、以国家机器为依托的统治权力，它在统治权力下面运作。不过，福柯并不认为现代规训权力的运作是完全独立的，就整个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空间来看，以法律为核心的国家权力和以纪律为核心的规训权力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彼此渗透的。{115}统治权力（国家权力）和监禁权力（规训权力）是现代社会总的权力机制的两个绝对必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它们常常是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的。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国家权力和规训权力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的社会，不过，福柯强调：规训权力是这个社会更隐秘更广泛的基础，正是通过密如蛛网，细如毛细血管的规训权力，现代社会才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国家权力才有了社会支撑。
　　现代社会明显是一个具有密集形式或散布形式的监禁结构，所以矫正艺术与惩罚权力不断融为一体。在19世纪初，监狱与其他惩戒机构的关系是：监狱采用了在监禁、军队和某些拘禁机构中得以部署的惩戒技巧，反过来，监狱又有助于其他社会机构普及惩戒技巧。这些机构的管理和规范都可以在监狱中找到根源。戒律、训练、操纵、评判、等级、分类、检查和记录这一整套惩戒技术，逐渐在监狱、医院、军队、学校和工厂里发展起来。福柯说：置个人于监视之下的实践是充满监督方法和考查程序的司法机关的自然扩展。细胞状的监狱及其有规律的年表、强制性的劳动、监视和注册的机构、延续和扩大审判功能的规范化专家应当成为惩罚的现代工具，这令人惊奇么？监狱类似于工厂、学校、军营、医院，而工厂、学校、军营、医院又相像于监狱，这出人意料吗?{116}这并不奇怪，监狱与工厂、学校、兵营和医院在保证每个个体都符合某个规范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不同的惩戒机构都沉溺于对个体的监视、规训和规范中。福柯在1978年的一次谈话中说道：在我论监狱的诞生那本书（即《规训与惩罚》）里，我试图准确地阐明这种关于个人管理技术的观念，作为某种权力，怎样被落实到人们头上，怎样力图驯服他们、塑造他们和指导他们的行为，使他们成为与某种自由制度的诞生息息相关的人。在监狱本身之外，一种关注于各种该受惩罚的犯规行为的监狱式推理风俗，也由此渗入许许多多现代制度。在学校、工厂和兵营，当局精心规定了时间的使用（惩罚拖延、怠工、中断工作）、积极性（惩罚心不在焉、玩忽职守、意气消沉）、说话（惩罚闲聊、侮辱话、亵渎话）、体态（惩罚姿势不端正、衣着邋遢、做不出规定的反应动作），最后还有性生活（惩罚不守贞操、下流言行、反常行为）。每个人都发觉自己陷入了一个该受惩罚的泛惩罚旋涡里。{117}监狱的诞生的蕴意已经逸出了监狱学、刑罚学的范围，因为体现在监狱中的戒律和监视技巧也反映在医院、工厂、学校和兵营等其他当代机构中。人被拋入一个渗透到社会每一角落的权力网络当中。西方社会的维持并不靠军队、警察和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而是靠在监禁机构中起作用的训练、惩戒和渗透性的权力等技巧。
　　（二）监狱与监狱群岛形成监狱连续统一体
　　福柯并不认为监狱仅仅存在于社会的边缘，用来收容那些被社会排斥的人。相反，他认为监狱的影子投射在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与监狱出现的同时，在现代社会中，各种纪律化的组织机构相继增加，不仅是学校、军队、工厂，而且连一般的民众组织、商业机构以及号称献身于救济活动的慈善机构，也采用高度组织化和严格科学管理化的纪律加以管制。这些纪律化的组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如雨后春笋般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们如同监狱一样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和产物。这些组织机构同国家一起，全面地和更严密地控制了人民大众，使老百姓分别地按照统治者的需要受到不同程度的规训。由此可见，监狱不是孤立的，在它周围有着一系列监狱群岛——工厂、学校、医院、军营。遍及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规训机构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监狱网络。福柯称之为监狱体系，或监狱金字塔，或监狱群岛。{118}它们有的与监狱相似，有的则在表现形式上与监狱迥异，但不管怎样，它们在根本的一点上是相同的，这就是，它们都行使着一种致力于规范化的规训权力。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这种处于中心位置的并被统一起来的人性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于多种监禁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身就包含着这种战略的诸种因素的话语的对象，在这种人性中，人们应该能够听到隐约传来的战斗厮杀声。{119}一个悄然扩展的进程就呈现在人们面前{120}：在刑事司法体制中，监狱把惩罚程序变成了一种规训技术；然后，监狱群岛又把这种技术沿着监狱网络扩散到整个社会。这是一个监狱模式和监狱方法控制社会的过程，是一个宏大的监狱连续统一体的形成过程。在这个统一体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规训技术，它不仅通过监狱渗入刑罚体制的核心，而且通过监狱网络控制了社会中所存在的最轻微的违法活动和最微不足道的违规和反常行为。
　　监狱作为微观社会的同时，也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模型。在它密集的规训性高压统治网中，监狱发展并使用一套程序，这套程序经过修改可以被其他领域采用。这种刑事程序对更大范围社会的渗透和殖民倾向被福柯称为监禁统一体（carceral continuum）。他指出，这种由监狱发明出的规训手段对工厂、学校和军营的影响尤其大。这些强制力量以各种方式普遍出现在社会中：体育运动、家庭生活、宗教、运输系统和传播系统，这些机构都向人们提供规训，通过安排时间、空间和各种关系来管理人们的行为，约束他们的身体。{121}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准有法律之外的监禁，不准有未经正式司法机构决定的拘留，那些专横但却普遍存在的禁闭不得再继续存在。然而，刑罚外的监禁实际上从未废弃。如果说古典主义方式的大禁闭机构部分地（仅仅是部分地）被废除了，那么它又很快地复活了，并沿着某些方向重新部署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它通过监狱这个中介，一方面与法律惩罚手段相统一，另一方面与规训机制相统一。禁闭、司法惩罚与各种规训机构之间的界限在古典时代已经被弄得模糊不清，现在则趋向于消失，趋向于构成一个宏大的监狱连续统一体。这个系统把教养技术扩散到各种最单纯的纪律中，使纪律规范渗入到刑法体制的核心，并用纪律规范来控制最轻微的非法活动，最不起眼的不正规、偏离或反常以及过失犯罪的威胁。一种微妙的、分等级的监狱网络及其严密的机构与各自使用的方法，担负起古典时代那种专横、普遍但很不统一的禁闭的责任。{122}监狱并不仅是对于犯罪者的监禁所，它是对整个社会进行监视、规训和控制的典型场所和基本模式。经过细致的历史研究，福柯指出，自从现代监狱制度建立之后，西方各个主要国家的刑法和惩罚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特点，就是整个惩罚制度从法律系统的惩罚程序转变成监视、监控和规训系统。由于这种转变，惩罚系统从立法和司法部门被整合到高度集中化的国家机器之中。而且，与此同时，还发展了一系列相应的惩罚机构和制度，包括准惩罚和非惩罚的手段，包括监狱以外的其他具有监控功能的社会机构。受国家机器完全控制的整个监视、监控和规训系统高效率地运转起来，实行对于全民的多类型的监控和规训。{123}
　　监狱连续统一体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监狱制度扩展到福柯所称的监狱群岛或巨大的监狱连续统一体，这种圆形监狱图式，以众多的支点——孤儿院、收容所、学校以及诸如慈善团体、旨在增进道德的社团、工人们的社区和公寓这些相应的组织——作为媒介，遍布于整个社会，把所有的社会领域都覆盖在一张巨大的监狱网之下，而这一监狱网的首要功能就是实现规范化。纪律的作用原来只限于排斥、补过、禁闭或者撤出，现在则已从社会的边缘移动到它的生命中枢来发挥重大作用了。它已经在生产领域，在传递知识和技术的机构以及军事和行政机关中扎下了根。监狱大门不妨敞开，因为社会本身已经成为一所大监狱。{124}这个大监狱中建立起一种渐进的、连续的、不易察觉的等级。从不遵守秩序、稍微偏离开准则，到触犯法律、犯罪，这中间有一种共相，即违反规范。这种共相把各种规训机构彼此联系起来。惩罚就与不正常（不规矩）联系起来。最轻微的无纪律似乎也预示着，你将最终被送到囚犯（苦役）船。{125}这个统一体促成和保障了规范社会的产生。规训权力沿着监狱网络将规范置于社会的每个角落，而这甚至影响到司法权力本身，例如法官的权力就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表面上看它是受法律支配的，但实质上却是受规范性权力所支配的。这个现象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就可被视为审判已经渗透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这种审判完全是由于无所不在的规训机制而产生的，是以所有的监狱机构为基础的。监狱体系使惩罚权力变得自然而正当了，至少使人们对刑罚的容忍尺度放宽了。监狱在犯人身上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在其他地方所做的工作的继续。这样，惩罚权力就变得与治疗权力和教育权力并无二致，从而比较容易地获得民众对其技术和合理性的认可。〔2〕惩罚权力的新基础是契约理论，但民众之所以接受，是因为监狱体系造成规训权力与法律权力的沟通，从而建构了空想的惩罚权力的技术性的、现实性的、直接物质性的对应物。{126}监狱尽管一开始就受到诋毁，但它植根于权力机制及其战略中，因此极其牢固。反对改变监禁制度的意见不仅出自司法机构，更多地出自其他的规训机构，出自整个规训网络。监狱的用途的确会缩小，但只不过是由于其他规训机构获得更广泛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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