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犯罪主体特征探析_法

导读:：农民工犯罪现象。就犯罪主体角度而言。流动人口的不同年龄段因生理特征及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客观存在着差异。
论文关键词：农民工犯罪，主体，特征
 
犯罪是社会变革的晴雨表，犯罪率的波动与社会变迁紧密相连。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蓬勃发展，中国社会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全面的社会转型，即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在这场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变得空前频繁。[1]农民工犯罪现象，则正是由于这种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显现不同的特质，正在出现量与质以及分部形式上的变化态势。农民工犯罪与其他犯罪人犯罪，就犯罪主体角度而言，有着不同的特点。
一、以青少年为主
农民工的年龄跨度较大，因此作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工实施犯罪是否具有某些特点和规律？农民工犯罪人口在犯罪年龄上与市民犯罪人口年龄方面是否存在差异？从罪犯的年龄构成来看,大部分为35岁以下的青壮年。流动人口中35岁以下的青壮年犯罪居多,这与目前流动人口以中青年为主的情况一致，他们当中又有许多未成年人。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已30周年，外来农民正是伴随改革开放进城打工。老一代的农民工（几乎都是年轻时外出打工）多数年龄在四五十岁以上，其子女多数在14一30岁之间。有人据此将年龄在16一26周岁、来自外省市且户籍在农村的青年服刑人员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罪犯。[2]在犯罪的农民工中，19 岁 - 25 岁是流动人口犯罪的主要年龄，占流动人口犯罪总数的 46 %，其次是年龄在 26 岁 -35 岁的流动人口犯罪，占犯罪总数的 36.3 %法学论文，18 岁以下的流动人口犯罪，占到总数的9.1 %。[3]从天津市农民工犯罪人口的结构看, 中年和青年一直居于较高的水平, 他们的确是农民工犯罪人口的主体成分。在天津市 1996 年的农民工犯罪人口中，19-35 岁的犯罪人口占了 80.9%，1999 年占了 81.8%，2002 年占了 76.9%，也即在天津的农民工犯罪人口中，80%左右是 35 岁以下的中青年人口。[4]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农民大多数是中青年，许多未满 18 岁的未成年人也加入到进城打工者的队伍，留在家乡种田的大多是老人、妇女，这一比率同样反映到农民工犯罪上中国论文下载中心。这与目前我国农民工以青年为主的情况一致，也是与目前我国青少年犯罪严重的现象相符合。社会化过程的中断使他们缺少应有的文化知识和谋生手段，故而易于感染犯罪。由于农民工中青年人多，而青年人大多自我控制能力差，易感情用事，特别是受到社会丑恶现象的影响毒害，部分人往往胆大妄为，丧失理智，不计后果，从事某些犯罪。这也是目前我国青少年犯罪严重的重要原因。[5]同时，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工往往血气方刚，好冲动，做事不计后果，而且有着强烈的物质欲望和生理欲望，在背井离乡，远离亲情和爱情的情况下，很容易受社会不良习气和行为影响，容易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不同来源地的农民工平均犯罪年龄存在差异情况。年龄差异的总体表现是，以天津市的纬度为划分标准，与纬度平行或以北省份的犯罪人口，其平均犯罪年龄相对较高，如内蒙古 28.29 岁、黑龙江 28.04 岁、辽宁 27.48 岁、河北 27.46 岁、吉林27.15 岁；而纬度以南省份的犯罪人口，其平均犯罪年龄相对较低，如安徽 26.30 岁、四川 26.14 岁、山东25.52 岁、河南 25.35。以上现象的形成与省际外出农民工的年龄差异有一定的关系。在实地调查中我们发现，东北各省外出农民工的年龄普遍偏高，而华中、西南等省份的外出农民工一般年龄较小，表明他们更早地离开家乡，投入到城市生活之中。农民工犯罪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犯罪人口的年龄有不断增高的趋势。造成年龄不断增高的原因是较为明确的法学论文，即随着城市化的基本进程，那些较早外出的农民工随着居住时间的推移，年龄也在增加，他们的总体年龄水平是上升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犯罪人口的总体年龄水平，产生了农民工犯罪人口年龄增高的趋势。可以预言，今后农民工犯罪人口的犯罪年龄仍会呈现上升的趋势，而且越是前期农民工进入较早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这种趋势会更加明显。
二、以男性为主
农民工犯罪以男性为主，这缘于我国城市化建设阶段产业结构的特点，也由于我国农村，传统文化制约下的家庭结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比较盛行，出外打工谋生的大多是男性。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男主外女主内，以前农村流动以男性外出务工而女性留守家庭的方式为主。而现在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可在外打工，甚至出现了夫妻双双外出打工的趋势。在我国，女性犯罪在刑事犯罪中的比率由20世纪50、60年代的1%-3%，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4%-10%，80年代末则为12%左右。[6]在我国，农民工中犯罪人口的性别结构的失衡状况特别明显，这与农民工中男性比例偏高而女性比例偏低有密切的关系。从天津市农民工犯罪人口的性别结构上看，存在较为严重的“性别失衡”现象。如1999年入狱的农民工犯罪人口中，男性占96.5%，女性只占3.5%。到2002年，男性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为93. 9 %，女性比例上升为6.1%。[7]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将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诱发女性农民工犯罪的因素将长期存在，农民工犯罪人口中女性比例的增高将成为一种发展的趋势，其绝对数和相对数仍将会有所上升。
农民工犯罪人口中女性比例较低是就犯罪人口的总体而言的，从犯罪人口来源地差异的角度看，邻近省份的犯罪人口与边远省份的犯罪人口相比，其性别结构也相应地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总体的性别结构中，男性犯罪人占了绝大多数，而女性所占比例相对很小。不同的省际来源地之间，犯罪人口的性别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除了新疆之外法学论文，华北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来津犯罪人中的女性犯罪人比例偏高，而距离天津空间距离较远的边远省份和南方省份来津的犯罪人口中，女性的比例非常低。男女农民工犯罪嫌疑人实施最多的都是侵财类犯罪，但由于生理条件，男性使用暴力手段比较突出。其中盗窃、抢劫、抢夺犯罪在男性流动人口中所占比重明显高出女性流动人口。女性的违法犯罪多以非暴力犯罪手段实施，如使用麻醉、蒙骗等不需要体力的手段年龄方面，流动人口的不同年龄段因生理特征及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客观存在着差异，导致在犯罪的数量、类型、方式等方面有着显著的不同。[8]
三、来源地以中西部地区为主
一般而言，作为流动人口的农民工来源地较为多样，通过对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农民工进行对比研究找到来源地与犯罪之间的关系。例如，来源地与所在城市远近是否影响犯罪类型？相同来源地的农民工实施的犯罪是否具有共通性？哪一地区的农民工会较多地实施哪一类犯罪？等等中国论文下载中心。[9]农民工犯罪人口的来源地，一般以城市相邻省份的广大农村地区为主，但不同的城市依其经济、社一会及文化的辐射能力的不同，农民工犯罪人口的来源地范围有较大的差异。如北京、上海和广州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特大城市，农民工犯罪人口的来源地更广一些。具体而言，在我国，农民工犯罪人大多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自吉林省、黑龙江省、河北省、河南省、内蒙古自治区５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的流动人口案犯占全部流动人口案犯的３５％。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５个省份的流动人口案犯占全部流动人口案犯的６．４％。欠发达地区的外来人口因缺乏文化、技术等就业竞争能力，有些人难以谋生，不能保证基本的生活来源，可能转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在北京，从2006年1月—6月犯罪人户籍地统计，农民工犯罪人主要集中在10个省、自治区。按人数由多到少排列，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南、黑龙江、山东、安徽、吉林、四川、辽宁、内蒙古和新疆，此10个省、自治区共有8234人，占总数的77.3%。其中，东三省占19.8%，华北三省占39.9%，西部地区占12.4%，中南地区占5%，总计77.1%。[10]在上海，农民工罪犯来自安徽省的居首位，占26.3%；其次较多的依次为江苏省占16.5%；四川省占7.5%；浙江省占5.8%；江西省占5.5%。与1998年6月底的数据相比，农民工罪犯的省籍结构无明显变化。安徽、江苏两省由于离上海市地理位置较近，占据总人数的42.8%，四川地处内陆，顺流长江而下打工也是一个较好的选择，所以所占比例也较高。而浙江省自身中小企业就业机会较多，解决了一部分农民工的就业，所以虽然浙江距离上海地理位置不远法学论文，打工人数却少。总的来说，上海外来农民工多半还是由华东地区农民组成，说明农民工的外出地选择总体还是和地理位置远近相关，体现了农民工的群体理性选择。从来源地上看，主要集中在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邻近省份，这与上海外来人口的集中来源地比较一致。流入上海人口越多的省份，其流入人口在上海犯罪的比例越大。另外，上海人与外省份人结伙或其他几个省份人勾结形成的跨省区犯罪团伙也占了4.1%。[11]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天津市农民工犯罪人口的来源地情况看，主要呈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天津市农民工犯罪人口的来源地主要以周边邻近省份的农村地区为主，尤其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这4个省份为多，其中来源于河北省的犯罪人口就占了1/5强。二是进入21世纪，农民工犯罪人口的来源地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来自于邻近省份的犯罪人口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而与天津市距离较远省份的犯罪人口不断上升，以致于成为该市农民工犯罪人口的主要来源地，如来自吉林、贵州、云南、新疆、甘肃等地的农民工犯罪人口大量增加，占全部外来农民工犯罪人口的比例超过60%。由此可见，在城市化初期，邻近省份农民工的增多，必然会导致来自邻近省份犯罪人口的增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农民工不断融入所在的城市中，对城市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不断增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的犯罪现象不断减少，造成犯罪人数的降低。而较远省份犯罪人口比例的增高，反映出城市农民工流动的梯次性，这些远道而来的农民工，需要比前期进城的农民工付出更多的适应性成本，至少地域相距越远，文化差异就越大，在城市生活的适应过程中，会产生更多的冲突，犯罪的增多也就成为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