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难忘的群体审判

早上八点多钟，当我来到县看守所简易法庭门外时，这个教室大小的空地上，已经散乱地站着许多人。有的人与我一样，手里提着小袋子，里面装着黑色的律师袍；有的人空着手目光呆滞地观望着；有的人在低头私语。
太阳早已从东边的高楼顶部冒出头来了，但因为几块黑且大的云团遮挡的缘故，一直在阴云后面挣扎，努力了大半天，也无法把脸露出来，只能在云团的四周散发着红光。没有风，空气沉闷。我站得累了，见法庭的门还紧闭着，便想找个地方歇会儿。查看了场地上几条长凳，上面都布满了泥灰。我想坐下去，又怕破坏了长凳上泥灰的完整，只得作罢。
我此次到这里等候开庭，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走到这法庭外就经历了一段磨难。由于到这个简易法庭得从看守所的侧门进入，我没注意，仍如会见时一般从大门进入，结果便不能直达于法庭大门外，得从法庭的后门穿过法庭，方能来到法庭外的场地上等候开庭。
我从法庭后门拉开一道小缝，侧身进入法庭时，迎面而来的是一团漆黑。法庭里没有人，亦没有开灯。我打开门进入后，连过道都看不清，更别说找到出去的门了。慌乱中，我拿出手机来照明，却一时无法找到灯光键。只能借着手机屏幕的微光，好不容易才边走边摸索着找到了出口。
更让我惊心的是，我差点丧失了参加此次庭审的机会。按照法律规定，检察院将案件移送法院起诉时，应当将嫌疑人委托律师的手续资料随案移交，这样便是律师未去法院提交委托手续资料，法院亦能知会案件的辩护律师，从而通知律师参加庭审。但实际工作中，检察院却并不随案移送嫌疑人委托律师辩护的手续资料，导致律师因为没能及时向法院提交委托手续资料而缺席法庭的审理，从而剥夺了当事人的辩护帮助权，也影响了律师依法履职的权利。
我辩护的这个案子到了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后，我感觉很快就会被移送法院审理。因为案情不复杂，并且当事人已认罪认罚。但电话咨询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时，其称不会这么快移送法院，要等到十日才会决定是否移送法院。而今天离十日还差两天，却马上要开庭了。要是我没有从检察院的信息网络上了解开庭之日，我便会缺席此案的辩护，到时如何向当事人及家属交待呢？
开庭前，我到县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李民，告诉他开庭时的有关规定与注意事项。他对我说，昨天刚有检察官来提审他，他告诉检察官自己有律师，希望检察官通知律师出庭。但检察官对他说，这个案件适用的是简易程序，可以不需要律师辩护，所以不会通知律师出庭。李民当时心里挺着急，怕我不知道开庭时间而不能出庭为其辩护。但他又没办法几天内与我联络，只能干焦急。
正当我思绪散乱地等候着时，法庭的门洞开了。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子从门内探出头来，大声喊着开庭了，要被告人与律师都进入法庭。她留着一头短发，身着蓝黑色的法院工作服，一眼看去倒像一个男人。
我看着人们向法庭门口蜂拥，一时不知道自己是否也应当进入法庭。以前的经验告诉我，简易法庭的审理是“一案一审”，就是同一个案件的被告人与律师参加完庭审以后，另一个案件的被告人与律师再入法庭。可见身边的人都向法庭涌入，我着了急，担心错过庭审，忙跑到门口，拉着短发女子询问：你好，我是非法经营案李民的辩护律师，什么时候可以进来呢？短发女子眼睛看着别处，急促地说，不管哪个案子，都进来！
我从人群里挤出一条路来，钻过弯弯曲曲的过道，走到了辩护席里。抬头一看，只见三十几平米的法庭里，已黑压压地立满了头。被告席上、旁听席上全是脑袋。短发女子挤过辩护席来核对辩护人员。她一一指着律师说，你是谁的辩护人？你是谁的辩护人？在得到回答后。她见我身边的助理表情懦弱，便问她，你是实习律师吧？
被告席上站了一排排的被告人，我尽管身材高大，可还是没法看到对方检察官席上的人，我误以为此次开庭没有检察官参加呢？要真是没有检察官参加刑事审判的庭审，这可能又成了刑事司法的一大创新呢。但此时我还没有心思来琢磨这事，我在尽力搜索我的当事人李民的身影。找了好一会儿，我才在第二排中间的光头里，找到了李民。李民低着头，不看审判席上威严的法官，也不看书记席旁翘着二郞腿的短发女子（她在庭审的过程中，一直未做法庭笔录），也没有看辩护席上的我。他在想什么呢？
随着法槌铛的一声敲响，庭审开始了。法官是个小个子年轻人，瘦长的脸。要是他站到被告人中间，肯定很难被他的辩护人找到。在他宣读的内容里，我才知道此次庭审，除了审理非法经营案的几人外，还有更多的醉驾者。
庭审进行得很顺利很快速。被告人都认罪认罚，没有查清事实的质证环节。辩护律师被允许发表辩护意见，但要求“捡重点说”，庭后再提交书面辩护词。律师们都很配合，不仅说得少，语速也比平时说话急促了许多。我亦大力配合法官的要求，我宣读辩护词时，只读量刑建议与小标题，并且只读了四个小标题。我读完时，法官瞥了我一眼，似乎在肯定我的表现。
庭审的最后环节是被告人陈述。大部分的被告人都陈述了，有详有略的，有面无表情的，有发音哽咽的。但归纳起来的共同点是：认罪悔罪，乞求法官从轻发落。有个醉驾的被告人说，他是农村来的，家里很困难，老爸是给人看大门的，老妈是给人扫垃圾的。一直低头不语的法官，听他说及此，却突然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并说“以后不要醉驾了啊！”后来此人被判处缓刑，不知与他的这番陈述有没有因果关系。
我的当事人李民食言了。当法官问他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时，他却耷着脑壳说：没有。前两天，我在看守所会见他时，反复交待他要用诚恳的态度向法官表示认罪认罚，并说出自己的“苦衷”，希望得到法官的从轻判处。他当时也认真地对我说记住了，会好好地向法官说的。
在庭审中有两处细节让我印象深刻。一是在法官念完某个被告人的名字，正在念下一个被告人的名字时，却被上一个被告人打断了，他纠正了法官把他的名字念错的那个字音；二是当法官宣布辩护人发言结束，庭审进入被告人自我陈述环节时，最后一排被告人的身后却蹦出一句话来：法官，我是某某的辩护律师，我还没有发表意见！法官只得转回来，让这位辩护律师发表意见，当然没有忘记让他“捡重要的说”。
几天以后，我辩护的非法经营案宣判了。判决书中写着，采纳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虽然比检察院的量刑建议轻了两个月，但却没有判处我所建议的判处六个月有期徒刑。
我来到看守所会见李民。铁窗之后，李民说已经接到判决书了，他对判决结果不满意。他沮丧地说，原以为会判六个月，却被判重了几个月。我此时能做的只有安慰他，并向他解释“判重”的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你为何在庭审时不自我陈述，不说话呢？
李民目光黯淡：我不想说，没什么可说的。


作者刘功武 写于20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