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房二卖引发的房屋所有权纠纷

原告诉称
李某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北京市通州区1号院内原有正房六间、南院墙大铁门一对、小棚两间归李某霞所有。
事实和理由：1999年5月3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立卖房文约》，约定：“李某彦现有正房六间，有南面院墙和大铁门一对，小棚两间，因妻李某俊英身有重病，需要资金住院看病，本人无有资金力量，所以将房产作价一万元出售，卖给张某春、李某霞。双方同意，永不反悔。空口无凭，立字为证”。合同签订后，原告将一万元现金给被告，被告将上述正房及院落交付给原告。上述协议经民事判决，判决合同有效，故诉至法院。

被告辩称
被告李某彦辩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王某秀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房屋买卖行为。涉诉房屋已由我购买，并且我在院内南侧新建了5间正房。院北侧我购买的正房六间、小棚已经坍塌，南北院墙、铁门都是我买完房后从新更换的。原告起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
第三人张某春述称，没有意见，放弃自己的份额，同意所有份额给原告李某霞。
第三人李某玲、李某茹述称，李某霞的合同承认，有这么回事。李某彦的房屋给原告了，我继承与否，由法院依法裁判。如果法院判定我继承，我私下和原告协商。
第三人李某立述称，我不发表意见。
第三人李某军述称，2016年开庭的时候，李某霞起诉继承本案房屋的那个案子，当时我在开庭时说到房屋是我母亲王某秀购买的。当时写合同的时候，我也在场，李某玲当时也在场，购房款还是李某玲点的。买完房之后，王某秀在前面新建了房，把所有的院墙也翻新了。我坚持认为是王某秀买了这个房。李某霞和李某彦恶意串通，伪造事实，严重侵害王某秀的合法权益，干扰司法正常程序。

本院查明
李某彦夫妇共有五个子女，即李某刚、李某玲、李某霞、李某茹、李某立。李某霞与张某春原系夫妻关系。李某刚与王某秀原系夫妻关系，李某军系二人之子。李某彦之妻于2000年去世，李某刚于2015年去世。涉案房屋位于北京市通州区1号。据《土地登记审批表》记载，土地使用者为李某彦。
1999年5月31日，李某霞与李某彦签订《立卖房文约》，协议约定：“李某彦现有正房六间，有南面院墙和大铁门一对，小棚两间，因妻李某俊英身有重病，需要资金住院看病，本人无有资金力量，所以将房产作价一万元出售，卖给李某霞永远为业。双方同意，永不改悔。空口无凭，立字为正”。2009年2月7日，王某秀与李某彦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卖方为李某彦，买方为王某秀。约定李某彦将涉案房屋正房六间、厢房两间作价三万元卖与王某秀。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上述两份买卖涉案房屋的协议，均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有效。
诉讼中，王某秀称，其与李某刚于2000年离婚；于2009年出资购买涉案房屋，其后在院落南侧新建正房一排；涉案房屋已经自然坍塌。李某霞则主张，南侧新建房屋系李某刚于2000年左右所建，王某秀于2016年8月23日换锁后控制涉案房屋院落，涉案房屋系被王某秀强行拆除。
关于李某彦是否向李某霞交付涉案房屋一节，李某霞向本院提交了电视费收据、购电收据等证据，证明其在涉案房屋居住使用。王某秀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其购买房屋后，给李某彦留了两间房，这些单据是李某彦居住时留下的。

裁判结果
驳回李某霞的诉讼请求。

律师点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本案中，李某彦于1999年、2009年先后与李某霞、王某秀就涉案房屋签订买卖协议，该两份协议均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有效。因合同有效并不代表所有权的当然转移，同时考虑到目前农村房屋登记制度并不完善，故李某霞是否取得了所有权的关键在于李某彦是否向其交付了房屋。李某霞在诉讼中提交了电视费收据、购电收据等证据，证明其在涉案房屋居住使用。王某秀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这些单据是李某彦居住时留下的。
法院认为，考虑到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合同订立后的房屋翻建等情况，李某霞关于已交付房屋的证据尚不充分，故对李某霞要求确认北京市通州区1号院内原有正房六间、南院墙大铁门一对、小棚两间归李某霞所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