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方财政权的肯认：地方自主权的财政基础的保障

　　财政收支划分法关系到各级政府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地位、关系到各级政府所承担的事权范围的大小和能否充分发挥其职能。财政收支划分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立法体制的直接反映，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一国政治、经济和立法体制的未来走向。我国现行的财政收支立法体制实际上与我国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直接相关的。在我国中央集权的单一制的国家政治结构形式下，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并未得到肯认，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立法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权的肯认。

　　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其国家职能的履行的最终目标有其一致性，但由于不同的国家职能根据一定的标准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了划分，从其自身履行国家职能的需要出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权上也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使职权的着眼点是不同，中央政府履行职权是以全国的整体利益的维护、协调、整合为其价值目标的，而地方政府则主要着眼于本地的利益的维护。虽然地方利益与全国整体利益应当是一致的，但中央政府作为全国利益的维护者，其政策选择必然有其独有的价值取向，此时，只有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形成必要的权力的平衡，才能避免中央政府的权力过多的侵夺地方利益。因此，即使在中央集权模式下，地方政府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权仍是相当必要的。地方政府要成为地方利益的有效的维护者，其自主权，地方事务安排的自主权应当得到有效的保障。

　　在任何一种政治结构模式下，财政收入都是政权职能履行的根本性保障。缺乏财政的支持，任何国家事务都缺乏实现的经济基础。与地方事务安排自主权相配合，也应当授予地方一定的财政收支的自主权，地方应有足够的自主权来选择其获得财政收入的方式和范围，使其能够根据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合理安排其财政收支。中央对地方财政收入权的控制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松动，中央现有的财政收入权也应当适当的下放给地方。

　　财政收入权是各级政府在财政收入方面所享有的权力的总称，包括财政收入设立权、财政收入征收权和财政收入享用权。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只是税收收入权作出了相关的规定，而对其他的财政收入的取得权并未加以规定。为确保地方政府能获得充足的财政收入，我国现行立法中肯定了地方享有税收征收权和税收享用权。但对税收立法权则严格保留于中央，地方并无税收设立权，它无权决定税种的开征、征税对象、征税的范围和税率。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缺失，使其在税收收入的取得上极为被动，更多的受到中央的牵制。

　　根据税法理论，税收是人民同意的结果，有人民的同意始有税收的开征。出于地方公共事务的需要，人民同样可以赋予本地政府一定的税收征收权。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授予，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民参与地方性公共事务的民主权利的肯认。人民不仅有权决定具有全国意义的公共物品，同样有权决定地方政府在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上的权利范围。以同意本地政府开征当地意义上的税收，人民也得以参与对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的提供的决策过程，地方政府职权行使的民主性也更富有价值和意义。

　　不仅如此，地方政府税收立法权的肯定，更是避免地方在税收之外随意征收行政规费所必需的。地方政府在税收开征自主权上的剥夺，使其在财政资金不足以维持其行政职权的行使时不得不寻求税收之外的财政收入形式，而在我国当前立法体制下，税收权力已有所规范，而对行政规费的征收等仍欠缺相应的法律规制。地方政府在税收之外的征收行为，已逃逸出税法的规制范围，已形成了对人民财产权利和自由权利的随意侵夺。因此，赋予地方政府的在税收开征上的自主权，允许其开征具有本地意义的税种，将有利于削弱地方政府寻求税收以外的财政收入形式的动因，将其财政收入的取得方式限定于税收的范围之内，并以税法加以有效的规范，则是更富有成效的规制模式。

　　四、关于本案的结论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合理的财政分权，对我国政府体系的有效运转是相当必要的。本案所暴露出来的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取得上的困境，已对地方政府正常行使其财政职能构成了一定的限制。如何在中央和地方形成合理的财政收支划分体制，应当是财政收支划分法所关注的。但在当前我国财政收支划分法还相当不完善的情况下，依据适度分权原则、事权和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对财政收支划分法加以完善，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本地的实际合理安排财政收支，是相当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