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某（女）与同乡未婚女青年蒋某一起在外省打工，并共同租房居住。2005年正月，蒋某产下一男婴，因怕影响声誉，托付给张某抚养。张某抚养10多天后，因影响工作，遂打电话让婆婆高某把孩子抱回老家代为抚养。高某抱回后一直抚养该男婴。7月，村委会查出张某已生育了一个男孩，不符合收养法规定的收养条件，要求张某将该男婴送福利院。张某不愿意，后交代高某将男婴送人。高某请在外地的侄女帮忙联系。侄女的一位同事得知此事后，主动为其联系到了想要男婴的赵某。9月，高某和其女婿将该男婴送到侄女处，通过侄女及其同事的介绍，将该男婴以5500元（其中500元为路费）的价格卖给了赵某。公诉机关以被告人高某犯拐卖儿童罪起诉到法院。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高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拐卖儿童罪存在截然相反的意见。笔者认为，高某的行为不构成拐卖儿童罪。理由如下：

　　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儿童行为之一的，即构成拐卖儿童罪。其中的“贩卖”，刑法规定的原意是行为人将买来的儿童再出卖给第三人，甚至其本义还有“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以获取利润”的含义。本案中，高某的行为不属于刑法拐卖儿童罪规定的六种行为之一。因为本案的男婴并非被高某拐骗、绑架、收买而来，而是男婴生母因未婚生育怕有影响，将该男婴交由高某的儿媳抚养，高某抚养该男婴是为了帮助儿媳收养该男婴。尽管我国收养法规定收养关系应在民政部门登记后才成立，且高某儿媳也不符合收养法规定的收养人应无子女的条件，但不可否认高某及其儿媳与男婴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收养关系。

　　司法实践中，随着有关司法解释和政策精神的出台，“贩卖”儿童已超出了刑法规定“买进卖出”的含义。比如，1999年10月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谈到，对于买卖至亲的案件，要区别对待。以贩卖牟利为目的“收养子女”的，应以拐卖儿童罪处理；对那些迫于生活困难，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而出卖亲生子女或收养子女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出卖子女确属恶劣的，可按遗弃罪处罚。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全国妇联《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对以下三种情况以拐卖儿童罪追究责任：出卖捡拾儿童的；借收养名义拐卖儿童的；以营利为目的，出卖不满14周岁子女情节恶劣的。因此，本案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高某“出卖”所收养儿童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