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湖北枣阳市原市长尹冬桂因受贿获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在尹冬桂被双规直至审判期间，当地一家报纸把尹冬桂比喻为“女张二江”，对她在任职期间的生活作风问题进行了“渲染”。受贿案一审宣判不久，尹冬桂就委托其丈夫对某报提起了名誉权诉讼，最近，襄樊市襄城区法院经不公开审理后，判处该报赔偿尹冬桂精神抚慰金20万元。无论是从人权保障、舆论监督还是精神损害赔偿的角度看，这都是一次独特的诉讼和奇特的判决，对之加以分析，能看出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

　　从法治社会的进程看，贪官在狱中起诉报社，并且能够在一审中获胜，这个事件本身就很有象征意味。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犯罪嫌疑人和罪犯的人格权一向有所忽略，一旦什么人受到了司法机关的追究，其隐私权、名誉权和人格尊严在无形中就被剥夺了。尹冬桂以囚犯的身份敢于同报社打官司，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由此不难看出，我们社会在人权保障方面的确有了一点进步。

　　不过，从实质正义的角度看，襄城区法院的判决却很值得商榷。法院认为，某报在刑事案件宣判前就使用“收受贿赂8万元”的标题，与事实上的“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43000元、美元2000元”有较大出入，并告诫新闻媒体在涉及案件的报道时“应少用批判性字语”。我们认为，这样的判定实际上限制了新闻媒体对负面现象实施监督的权利。法院应当甄别的事实应该是，8万元这个数字究竟是来自司法机关的估算还是某报的编造，如属前者，则报纸不负有责任；再说，批判性和倾向性涉及到新闻舆论的导向问题，依据客观事实对丑恶现象进行批评是传媒的责任，地方法院在个案审判中是否有权对此加以限制，颇值得追问。

　　参与该案审判的法官告诉记者，被告方的文章及标题都涉及到尹冬桂的隐私，“女张二江”的提法语带贬义，而且报道内容更着重于尹冬桂的个人生活问题，所以侵犯了尹冬桂的隐私权，导致了她的“社会评价降低、名誉受损”。诚如这位法官所言，报纸在涉案报道中过于侧重生活作风问题，的确是一种不良倾向，值得新闻界加以反思，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问题的另外一面，那就是贪官现象往往和生活作风的糜烂“形影相伴”，而政府官员的生活作风问题也算不得什么隐私，这是由官员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报纸适度传达官员的民间口碑，也是舆论监督的应有之义。如果片面强调对公众人物尤其是政府官员的隐私保护，就必然削弱公众的知情权，因此，法院在审判中就必须衡量两种权利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