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问题涉及政府与法院的关系。在一个法治国家，法院判决的权威就如同法律的权威一样，任何政府机关都是必须服从的。政府对法院的非终审判决有异议，可以依法定程序提起上诉，而对于终审判决，则必须执行。即使认为法院的判决违法、不公正，也只能通过申诉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在申诉和审判监督程序启动过程中，除非法院裁定暂停原判决的执行，政府仍应执行法院的判决。否则，人民法院可以启动强制执行程序，如通知银行划拨、罚款、建议监察、人事机关对有关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

　　第四个问题具有较大的复杂性。在我国，“民告官”的官司本来就难打，行政相对人好不容易打赢了官司，往往还执行不了（如同本案的情况）。行政诉讼的判决为什么“执行难”呢？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最主要在原因有四：其一，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部分领导干部，其法治观念尚未形成和确立，在他们眼中，唯有权大，法在权下，法院的判决执行不执行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上级领导信任就行 （因为只要上级领导信任，自己就能升迁），如本案的原镇领导为什么要与曾水平签合同建圩棚呢？目的无非是“突出本镇小城镇建设的政绩”给上级领导看，现领导为什么无视前任签订的合同而拆圩棚盖商住楼呢？目的也无非是“突出本镇招商引资的政绩给上级领导看”，至于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信赖保护原则和法院的判决，在他们看来，都可以抛在一边 （至少是放在第二位），都要服从“政绩”；其二，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尚未确立。法院对于不执行司法判决的政府机关及其负责人，本来法律已经赋予了他们强制执行的手段，但是他们不敢使用。他们为什么不敢使用呢？因为他们自己也觉得政府比法院“大”，在地方，人、财、物的权力都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得罪”不起；其三，政府的现行体制也导致了执行困难。在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是相互独立的，县以上各级政府的工作部门的“钱袋子”也相对独立，法院执行判决，被执行人是哪级政府，是哪个政府部门，只能执行该级政府、该政府部门的财产，如果该级政府、该政府部门没有钱，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就执行不了。乡镇政府和部分县级政府往往是“吃饭财政”，其判决执行难自然可想而知；其四，政府是执行公务的，法院不能像执行公民、法人的财产一样执行政府的财产，不能查封、扣押、冻结、拍卖政府的办公室、公务用车等，因此，作为政府的被执行人没有钱，法院就拿他们没有办法。其实，政府有些财产并非与执行公务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并非不可为法院执行，如他们的招待所、休闲娱乐设 施等，但因为法律没有在这方面确定明确的界限，对于政府的这些财产，法院也不敢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