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认为两派的激烈斗争实质上是围绕“是刑以弼教还是变法自强”这一中心展开的。清朝修律的主观动因“完全是迫于当时形势而企图缓和国际国内的矛盾，借以维持其封建专制主义法律的皮毛，完全没有涉及到封建法律的根本问题。”还认为，两派之争最后以“法治派”的退让妥协告终亦非偶然，这与他们把“仁学体？quot；作为思想武器，从而在理论上存在着致命弱点有关，同时也是政治、地位的束缚造成的。

　　4、认为法理派与“礼教派”斗争的中心问题，主要是“以礼治天下”还是“以法治国”；是法律与礼教结合还是法律与礼教分离。“礼法之争”是中国近代法律史上最大的一次法理派与“礼教派”的斗争。法理派所订的法律，虽遭“礼教派”大肆攻击、污蔑，但这些法律基本上采用了资本主义法律原则，并逐渐代替了封建的法律原则。从此以后，法律与礼教分离，资本主义的立法原则在中国法律的制定中占了统治地位。

　　二、“礼教派”的法理念

　　“礼教派”与法理派的争论和斗争贯穿清末修律活动的始终，双方著书立说，各抒己见，互不相让，其各自的言行在中国法律演变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以沈家本、杨度为代表的法理派主张法律西化，礼教、伦理与国家法律相互分离，坚持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法律原则。过去，人们对法理派思想的研究颇多，著述也丰，相比之下，对“礼教派”思想的认识则重视不够，已有论述也是贬多褒少，难免偏颇。

　　所谓“礼教派”指的是维护礼教纲常的传统势力，主张修律应以新的形式包容旧的形式，保留旧律中义关伦理纲常的内容，坚持礼教、风俗、道德与法律不可分离，其主张属于封建法律思想，维护的是宗法家族制度。“礼教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张之洞和劳乃宣等。

　　张之洞，（1837-1909）清末洋务派首领，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今属河北）。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职。1898年发表《劝学篇》，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反对戊戌变法。1907年，调任军机大臣，掌管学部。

　　劳乃宣（1843-1921）清朝遗老，字季瑄号玉初，浙江桐乡人，进士出身，曾任宪政编查馆参议，政务处提调，钦选资政院硕学通儒议员。在修律中是“礼教派”仅次于张之洞的领袖。他坚持以“家族主？为修律的指导方针，并提出一套理论，撰有《桐乡劳先生遗稿》。

　　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固然是一种传统的守旧势力，维护封建礼教和君主政体，但他们在修律中提出的许多思想并非一无是处，其中有些认识是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并引以为鉴的。

　　1、 对西法的认识

　　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是主张学习西方法律的，这从他在洋务运动时期提出？quot；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说可以得到证明。他与刘坤一合上的《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就此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并指出了采用西法的理由：西方列强的政体学术，经历了数百年的研究、数千人的修改，确系精良；且能相互仿效，故成效显著；学习西法可以使中国由弱变强。另外，张之洞还主张法分民刑、改良监狱等，因此，聘用日本法学博士当顾问，必须两人：”一专精民法，一专精刑法“； 改良监狱，在他看来，也是采用西法的必然措施。但是学习和采用西法要有前提，即”中学为体“，中法的根本原则不能动；”西学为用“，西法的基本原则不能学。

　　西法要求实行民权，人民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但张之洞认为，由于中国特殊的情况和民智未开，还谈不上民权，特别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不可变革的。所以，“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祭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在他看来，民权一经提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纲纪不行，大乱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