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还十分重视西律中的“公法学”，这是在办洋务过程中与西方各国打交道时经常遇到的课题。

　　对此，他提出两条建议：第一，参酌中外法律，制定“通商律例”，作为处理在华外国人案件的法律根据；

　　第二，培养熟悉中外法律的人才，以适应这种需要。后来，张之洞还主张聘请各国律师，博采各国矿务律、铁路律、商务律、刑律等，为中国编撰简明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说制定此四律是“兴利之先资”，“防害之要？quot；。

　　劳乃宣也认为在形而上之道不变的前提下，应当改革不适合形势需要的法律。他说：“今天下事变亟矣，国家多故，……法之不得不变者势也”。 不仅要变用人之法，而且要变取士、治军等法。

　　尽管“礼教派”也主张修律，但当法理派在这条路上走得超出了他们的设计范围时，他们则开始反对，进而进行强烈的抨击。

　　在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刑事民事诉讼各法拟请先行试办时，张之洞上奏进行批评，指出所修新法“大率采用西法，于中法本原，似有乖违，”同时也与“中国情形”不一致。张之洞对《刑事民事诉讼法》的批评多达六十二条，如父子异财、男女平等、律师制度和陪审员制度、废除比附法及规定控诉期限等都在受批之列。

　　随修律进程的推进，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身为学部大臣的张之洞再次上奏：惟臣部职司教化，明刑弼教，理本相因。数月以来，悉心考核。查此次所改新律，与我国礼教实有相妨之处，因成书过速，大都据日本起草远所拟原文，故于中国情形不能相合。张之洞对《大清新刑律草案》的抨击更是空前猛烈，指责《草案》违背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破坏了男女之别、尊卑长幼之序，并且认为《草案》 　　中妨害礼教的地方，应该全部改正。

　　“礼法之争”中，修律大臣沈家本论证修律的必要性时的理由之一就是“中国修订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 张之洞则以历次与帝国主义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的经验加以驳斥，认为能否收？治外法权“要”视国家兵力之强弱，战守之成效以为从违，“ 仅靠法律是靠不住的。

　　劳乃宣则比张之洞更进了一步，他对于《大清新刑律草案》和后来修正过的《修正刑律草案》中妨害

　　礼教的地方，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应增篆：（1）凡故杀子孙者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若违犯教令依法处罚，受伤后不立即死者不论罪；（2）关于《草案》中规定的和奸有夫之妇，本夫不告不为审理，应该增加其夫外出，其夫的直系尊亲属可以告诉；（3）增加对无夫奸的规定。后来，劳乃宣又在《修正刑律草案说帖》中，指出应加上有关“干名犯义”、“犯罪存留养亲”、“亲属相奸”、“子孙违反教令”等条目。除了口株笔伐，劳乃宣还组织亲贵议会一百多人向资政院提交《新刑律修正案》，修改有关礼教条款十三条又二项。

　　4、 对法律变革的设想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抛出的《劝学篇》，对“中体西用”说作了说明，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法律变革的设想，其中所包含的观点也是之后清政府变法修律时的主张。他说：“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可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 在这里，张之洞所捍卫的“中”是三纲四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礼、义、廉、耻），即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社会秩序及与之相应的封建君主政体，是他所说？quot；伦纪“、”圣道“、”心术“，”西用“指的是”法制“、”器械“、”工艺“等等。张之洞希望在不触及传统的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取西方的”法制“、”器械“、”工艺“等为清朝统治者所用，形象的说法就是”旧瓶装新酒“。

　　劳乃宣则认为形而上之道不可变，但认为形而下之器可变。因为道古胜于今，器则今胜于古。道好比三纲五常，而器好比法律制度，三纲五常是绝对不能变的，但不适应形势的法，是可以而且必须改变的。当然，法也不可全变，“大经大法昭垂百世者，固卓然而不可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