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不解构线性的时间观和历史观，不确立“事件”本身的合法性，就无法解构“学术有什么用”这种使学者陷入困境的问题，也就无法真正“确立学术自尊心”（这正是存在短暂的《中国书评》留给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恒久的问题）。在我看来学术的意义不再于它对社会现实有什么用，有什么用这属于知识或学术的意外效果，这本身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知识的意义在于知识本身的美感，在于知识者的爱好和秋菊的困惑一样作为一个个体的存在本身的意义。这当然超出了书评讨论的范围。但当知识从个人的爱好变为一个知识共同体的事业时，在我们如此强调“学术规范”时，我们又面临一个问题：我们作为评价体系的学术传统或学术理路又是从和而来的呢？当我们在尊重西方的学术传统时，是不是也掉入这种学术背后的问题陷阱中？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又要警惕文化殖民主义──将中国本土的经验作为西方理论的实验场从而满足了西方学术体制的世界分工？

　　当我们说中国是一个学术的富矿，而且埋藏得很浅时，无疑是庆幸我们来得早，到处是理论空白，我们随便用一种西方理论就可以在中国本土找到支持或反驳的例子。然而我们不加小心地乱开采也许破坏的是地下的学术矿脉。在这个意义上，本土化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的机会。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苏力的这些文章在引进西方的学术概念、寻找中国本土的问题方面可能作出的学术上的贡献：他不是作为某个西方理论的专家，而是穿越暗夜真奔黎明去不断地寻找中国的问题，作一个“暗夜的穿越者”，一个中国学术的铺路人。

　　强世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