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克服其不确定性中，反垄断法的目的在法律的解释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竞争管理机构及法院在克服法律的不确定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反垄断法对经济的重视，经济分析在克服反垄断法的不确定性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经济分析方法是一种正在发展的分析方法。

　　一 反垄断法的目的与反垄断法的不确定的克服

　　一部法典的目的并不是唯一的，反垄断法亦然。反垄断法的基本目的：保护消费者、使消费者福利最大化，即效益。它通过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尽可能地减少成本来实现的。当然，反垄断法的保护消费者有其更特殊的意义，它是保护市场中的个体，使之免受垄断或反竞争协议的影响。有独立作出市场决策的权力。对固定价格的禁止、禁止搭售等规定都体现反垄断法的这一目的。对固定价格和搭售并不能绝对地加以禁止，当其有利于消费者时，就应予以允许和承认其合法性，如生产者以这种方式限制某一品牌内的竞争，但却加强了品牌之间的竞争，因此，就长期而言，短期的利益损失会被长期的对消费者的福利所超过。因此，在解释法律时，应依条文所体现的法律之目的，而不是机械地采用。

　　竞争法的另一个目的是对权力的分散和利益的再分配，即提高经济的公平性，而不是效率，虽然在一定场合，二者是重合的。公平的价值是法律的固有价值属性，脱离开这个价值，法律的合理性是很成问题的。由于资源集中于垄断者之手，多国公司或集中常被视为是对民主制度的威胁，是对个体的选择自由和拥有经济机会的违反。正是这种思想促使了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产生，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着对大企业的不信任，七十年代解散电话电报公司也在一定程度上受这种思想的支配。与这种目的相对应的是保护小企业，使之有力量对抗大企业的竞争，使小企业有公正的机会取得成功。这种观点在四、五十年代曾支配着美国的最高法院（即Warren Court时期）。但是，对小企业的保护并不是无限的，在市场竞争中，最有效率的企业会在竞争中生存，而弱者将被淘汰。保护小企业的目的会直接与保护消费者的目的相违背。这种目的可能会使竞争法被用来保护无效率的企业和阻碍经济的有效运作。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对这种同情小企业的做法持尖锐的批评态度。受这种思想影响，美国反托拉斯法减少了对小企业的保护。但在欧共体等地区，对小企业的保护措施仍在发展。

　　反垄断法还有其他的目的如合并控制规则可以实现国内产业保护，防止外国对国内公司的收购，以及交易双方的平等地位等。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反垄断法还具有不同的目的，如在EC中，反垄断法还具有统一欧洲市场的目的，即消除贸易障碍，实现货物、服务、人员、资本流动的自由。

　　另外，反垄断法中的政治目的也是不容忽视的，立法是政治利益协调的产物，在法律中体现特定的政治目的是不可避免的、如关于特定行为和特定行为的运用例外。反垄断法的这些目的下一定是相互联结的，有的是相互冲突的，但落实到具体的规则，则体现一定的固有目的。这在克服反垄断法不确定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反垄断法以效益为基本目的，其他目的都构成对基本目的的例外，由此而使相互冲突目的构成一个体系。不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反垄断法规则的目的，对规则的解释就会背离其应有的目的。这种解释工作并不是项简单的判断，而是一种综合法律的规则分析和经济分析的复杂的分析、计算的过程，因此，它需要独立的竞争管理机构。

　　二　竞争管理机构的作用

　　从经济上看，垄断不仅仅发生在某个特定的行业或某个特定的经济领域，而且可能发生在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它们不仅发生特定的时期而且将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长期存在，它们在各国经济生活中不是个别偶发的现象，而是经常、大量发生的现象，它们不仅仅是一些简单的行为，而且也可能是些需要一定数量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们花费几个月乃至几年的时间，经过大量调查论证才能作出判断的十分复杂的行为；它们不仅仅是侵害几个经营者或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可能对竞争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甚至从根本上动摇一个国家经济的基础。总之，各种反竞争行为存在空间的广泛性，存在时间的持久性，发生数量的频繁性，内容形式的复杂性，以及社会危害的严重性等特点，都决定了国家需要设立具有较高层次和权威的专门的行政执法机关，以切实保证竞争立法的有效执行。同样从法律上看，由于合理原则在反垄断法中的应用，它强调对具体的合理的与非合理因素进行分析、比较，从经济事实的比较中找出经济行为或结构的合法性因素，强调经济的合理性分析，减弱反垄断法规则的体系性，因此，这些经济分析工作，若落到法院之上法院必将不堪重负，这就需要有专门的竞争管理机构，否则反垄断法的执行是很成问题的。这种行政管理机构的作用就构成了政府对私人经济的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