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很主张谈判、和解，在谈判、和解不成的情况下，再进行诉讼。在诉讼中，也还可以争取调解和和解。如果最后能够明辨是非，达成和解，是一件最好的结果，是很愉快的一件事。
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状态。我和很多最深律师探讨这个问题时，几乎一致的看法是，“陷入纠纷，多是双方过错”。所说：“来说是非人，必是是非者”、“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些经验之谈，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当事人对纠纷的执著，对对方甚至是仇恨满腔，这个调解、和解也是很难很难的。高度的情绪化，是解决纠纷的障碍。有时候，律师是傍观者清，却也是爱莫能助。当事人就是听不进去，那也无法可施。就是一个良好的建议，当事人不采纳，也会感到很无奈。我这几天就正在感到这个无奈。
总之，一个案子的可操作性，给律师施展才能创造了广阔的天地。也对律师的良知，是一个考验。当事人能否、或者说是肯否付出相应高额的律师费，以获得（或者说是“购买”）充分高明的技巧，将操作性都利用起来，也是对当事人的考验。
简单的理解“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幼稚的。所以，我在处理纠纷中的态度，一是劝说当事人自行，或者是由律师帮助调解，二是奉劝当事人请一个好律师。最不主张自己既要诉讼，又不请律师。我常对他们说，律师是一个武器。假如在对抗中，一方拿着石头，一方是洋枪洋炮，谁胜，谁负，不言自明。所以，不诉讼便罢，诉讼就要请律师。而且，最好是请一个好律师。这样，案子的可操作性得到了充分的利用，结果会是比较满意的。
我很希望当事人充分认识到案子的可操作性，这样，律师的价值会得到正确的评价。我很希望律师充分认识案子的可操作性，律师的从业技能就会有很大的提高。我更希望在充分认识可操作性的同时，不要泯灭良知，不使社会正义、公序良俗和高超的律师技巧对立起来。

高宏道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