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法律意见的指引。相对于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责任而言，律师即时的法律意见“指引”，是指恰当的对象确认和对行为正确的意见提出，以及让目标对象采纳其意见的方式的应有包含。福建三农襄阳轴承和燃气股份在2003年3月刚实施配股，转眼到7月份竟然成了亏损公司〈27〉，虽然期中财务报告并非要有律师的“法律意见书”，即时的“法律意见书”有或没有并不是所要讨论的，关键是在于随时应有的法律意见是怎样提供的，更要强调的是，律师若干行为被“忽视”并不表明律师的法律意见指引是否得当，而是在于提供“指引”或者是提供错误的“指引”过程中，没有找到律师自身行为的“指引”，仅是屈从于案件当事人一方的需要 ，以法律的缺漏给这种做法找到理由和“可能”。
3、派生诉讼的选择。股东提供证据的工作核心，不能不与法律规则相联系，但这并非能等同于律师为自已行为的选择所做选择。2004年8月，小股东诉红石公司“信息披露虚假”案中，律师的代理行为在与法律的靠近过程中，由于法律程序或实体规则对“谁动了中小股东的奶酪”问题〈28〉的回答含混不清，导致律师行为的选择难以言表，从而有其异途，虽然有达到目标的可能，但意义并不相同。
三、后果不明：异议中的补救措施。
对于尚处于讨论中的修改方案，以及有关修改的诸多建议所反映的规则未立之处的空白，使律师所面临的是这种现实状态下的行为，显然不能以“法无定论”而可“任意所为”，行为的无可回避迫使对选择正确提出要求。当中小股东的利益成为“后果”时，律师为体现法律救济而“自行其事”（法无定则之故）的情况，十分必要予以整饬的。因为律师做为行为者在具体案件代理中的行为规则的特殊性，要体现的是具有可被普遍认可的共性。如异议股东股价价值评估权、表决权集合（累积投票制），独立董事等尚无完善规定，但这并不等于可在这些若干空缺之处的混乱中“乱来”，也不能以此为错误寻找“理由”。
（1）累积投票制度的试行。相对于累积投票制，律师行为的“试行”是指：既然要有效（对保护中小股东权益而言），行为就不可能对有积极作用的制度采取回避态度，由于累积投票制度是公司表决机制改进的方向之一，但表决机制本身实际上相关于表决权的适用范围的确定（选任或解任董事、批准公司组织结构变更等），股东会议种类及目的性的确定（定期、临时和特别会议），股东大会召集程序制定（召集人、会议通知、法定人数的确定）等〈29〉，累积投票做为投票效果的计量方式，在实际适用中与表决权代理、代理权征集、表决权托〈30〉等，表决权行使方式相关，显然，律师行为必然贯穿于其中，包括具体的公司表决机制的设计（这当然系于委托人的意愿，多数决定原则下的大股东做为代表公司意向的委托，是难以提供这种机会的），具体履行表决权代理、征集、信托的直接当事人或当事人的代理人，或者是做为表决中的在场证人（提供咨询、制作有关法律文件，实施相关既定的合法程序），但因公司“意思自治原则”，上述制度的试行，在法律尚未确立和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律师的行为规则不是指具体设计或操做这些行为中，而是指在操做这些制度的的行为所试行的“选择”，使之成为因“行为”而有的准则。2002年1月7日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1条对“上市公司”实行累积投票实行“许可主义”的“选出式”原则，即规定上市公司“应积极推行累积投票制度”，但同时又实行“强制主义”原则，规定“控股股东比例在30％以上的公司，应当采用积投票制度”。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我国“半数以上控股股东持股在30％以上的公司陆续实际了积投票制度”〈31〉，但该制度实行中的问题，一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如“增加了不良股东与公司讨价还价的谈判力”，“挫伤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使董事会议而不决”〈32〉等，二是制度设计存在的问题，如持股比例与大股东悬殊太大的二股东或小股东，适用累积投票制度“实际作用不大”，对占有上市公司40％的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0％的股东绝对控股公司，“累积投票制度无法发挥其有效作用”〈33〉，并因此必须公开征集投票权相结合，对上述两方面的缺漏，律师在为公司设计具体累积投票实施细则中，必须对利益均衡制约做出思考，决定其出发点和方式方法，进行选择和创意，然而这是不可能有统一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