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取向之三：加强国家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控制，防止因其经营管理失误而引起经济波动

　　据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郑斯林说，1999年实施“债转股”的企业将达600家，涉及不良贷款总额4000亿元-5000亿元。［1］由此可见，资产管理公司经营规模之巨大。虽然设立资产管理公司，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商业银行尽早摆脱过多呆坏帐困扰，加快不良资产回收，增强资产的流动性，提高其在国内外的资信及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另一方面，减轻借贷企业的还贷压力，免除其还本付息的费用，有助于企业改善财务状况，降低运行成本，摆脱现实困境。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资产管理公司业务涉及范围之广、经营金额之巨大，是我国以往经济改革中所少有的，一旦指挥失误或经营不善，必将引起不小的经济波动和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针对这种情况，《条例》中加强了国家对资产管理公司的控制。第一，公司的总裁、副总裁均由国务院任命，其高级管理人员须经人民银行审查任职资格。第二，公司收购不良贷款的范围和额度由国务院确定，其与企业订立“债转股”方案和协议由国家经贸委会同财政部、人民银行审核，报国务院批准后方可实施。第三，公司要按人民银行、财政部和证监会等有关部门的要求，报送财务统计报表和其他有关材料。

　　《条例》的出台，可以说是在总结、吸取我国组建资产管理公司以来经验教训基础上的一种创新。然而，毋庸讳言，《条例》中存在着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很可能会影响《条例》作用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对《条例》全面分析，发现问题，弥补其不足，保障资产管理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存在的问题：从观念到机制之检讨

　　（一）《条例》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

　　从《条例》有关规定来看，资产管理公司性质应当属于国有独资公司。［2］因此，资产管理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开展业务活动时，其首先应当是一个市场主体，其次才是应当接受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以及国务院的管理。然而《条例》却赋予资产管理公司过多的政策性色彩，忽略其首先是一个市场主体之事实。［3］固然，加强国家对资产管理公司的控制与监管可以防止不必要的经济波动。但是，如果政府对于一个企业上到人员任免、业务范围，下到具体的经营管理，处处以行政手段加以干涉，那么这个企业也就不称之为企业，而蜕变成为政府的下属机构而已。在《条例》中正是处处渗透着政府的干预思想，明显地具有计划经济色彩。这一方面打消了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积极性，另一方面，资产管理公司无权自主经营，它又如何“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呢？

　　（二）《条例》的实施存在着诸多的法律障碍

　　首先，《条例》没有消除资产管理公司规避法律之嫌疑。从《条例》规定的债权转股权的内容可以发现，“债转股”就银行而言，是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的银行债权转化的股权，而非直接将银行对企业的债权转为股权。［4］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规避《商业银行法》第43条二款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另外，《条例》第14条规定，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资金来源包括：划转中国人民银行发放给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部分再贷款、发行金融债券。这不仅表明资产管理公司与商业银行在资金方面的密切联系，同时也显然违反了《商业银行法》第4条一款、三款关于商业银行“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以其全部法人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因此，资产管理公司的设立被许多人认为是一种明显地规避法律的行为，国家债权转股权方案从一开始就具有一定的不法性，而《条例》的出台显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