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董事、监事及经理

　　在35家信托投资公司中，董事数量最少的是4人，最多的是16人；分别有7家信托投资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和职工董事；设立独立董事最多的是2家上市的信托投资公司，分别为3个和4个；设立职工董事的基本上是1个；还有1家信托投资公司设立了1个职务董事。有3家公司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吉林信托、甘肃信托和湖南信托），有3家公司的总经理空缺（或未设立）而由董事长实际代行总经理的职责（西藏信托、江苏国投和兴泰信托），这二者合计共有6家公司实际上处于 “董总不分”的状态，约占总数的17%.总经理或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董事会成员的情况则更为普遍，共计有30家公司，约占总数的86%，这使得董事会与高管层（主要是经理层）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重叠状态。依据《公司法》，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并对董事会负责，但董事会的职责主要是决策重大事宜并监控决策执行情况，而经理层的职责主要是执行董事会的决策并负责具体落实，明确区分二者的意义还在于形成制约与反制约的关系。前述“董总不分”和董事会与经理层过分重叠的情况，虽然并不与现行《公司法》抵触，但实际上使决策权与执行权高度合一，从完善信托投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角度讲，显然是弊远大于利。

　　上述35家信托投资公司都设立了监事会，但有3家公司（西藏信托、中信信托和海协信托）的监事会仅有2名成员，这与《公司法》中关于监事会成员不得少于3 人的规定（第52条第1款）不符，也难以用《公司法》第52条中只设监事的例外性规定做出解释，毕竟这些公司的规模并不小，而且已经明确设立了监事会。有 5家公司（中诚信托、山西信托、外贸信托、中原信托和湖南信托）明确设立了监事会召集人，其余公司大多是设立了监事长，但仍有3家公司（上海国投、东莞信托和西藏信托）既无监事会召集人也无监事长，其中1家公司（东莞信托）只有副监事长而无监事长。西藏信托是唯一采用国有独资公司形式的信托机构，董事会成员5人、监事会成员2人、未设立经理。这虽然符合《公司法》关于国有独资公司不设立股东会、董事会成员3-9人的规定，但与监事会成员不得少于3人和设立经理的规定有所不符[8]，也违背了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和国有企业监事会制度的相关规定[9].

　　另外，部分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和监事存在无明确任期（或者仅有选任日期）和超期任职（实际任期已逾3年）的情况。有8家公司（东莞信托、中融信托、中信信托、外贸信托、百瑞信托、中原信托、联华信托和华宝信托）中存在监事任期不足3年的情况（实际为1年半、1年、9个月和半年等不确定的期限），约占总数的 23%.有1家公司（外贸信托）的董事长无任期（而其他董事有明确任期），有3家公司（上海国投、吉林信托和英大信托）存在董事无任期的情况（仅有选任日期），有2家公司（吉林信托和英大信托）存在监事无任期的情况（仅有选任日期）。共计有4家公司（新华信托、上海国投、吉林信托和英大信托）存在董事超期任职的问题，有3家公司（新华信托、吉林信托和英大信托）存在监事超期任职的问题，其中董事和监事超期任职时间最长的分别达到了2年和6个月[10].董事、监事超期任职的问题明显有违《公司法》的规定（第47条、第53条、第67条、第115条和第125条），也暴露出部分公司在董事会、监事会届满改选问题上存在重大疏漏，部分董事或监事实际上是在未经法定程序换届选举并获得连选连任的条件下超期行使权力，进一步可以推定，部分公司的董事会或监事会在届满而未依法改选的条件下实际上从事着违法且无效的职务行为。

　　除上述情况外，有1家信托投资公司（苏州信托）的监事长兼任高级管理人员（总经理助理），有1家公司（内蒙古信托）的部分董事和监事由地方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和财政资金管理部门的领导直接出任。前者虽然没有明显地触及《公司法》关于“董事、经理及财务负责人不得兼任监事”（第52条）的禁区，但这种不合理的职务兼任显然不利于发挥监事会对经理的监督和制衡作用；而后者则违反了《公司法》关于“国家公务员不得兼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第58条）的规定及其他党纪国法，也明显有悖于政企分开的改革方向。另外，设立了独立董事的7家公司在监事会与独立董事“双头监督”的二元结构下，如何明确二者的角色定位和降低监督成本，并妥善处置二者监督权力重叠、交叉、冲突等现实问题，已亟待解决。即便就监事会而言，35家公司基本上是在监事会中设立股东监事和员工监事两类成员，面对时下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上市公司等机构积极引入外部监事（包括独立监事），长期存在治理结构缺陷的信托投资公司在内部监督乏力抑或缺位的情况下，将如何在新意迭出的监督制度中做出抉择，这也是需要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