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此类推，书面形式是合同形式的一种，也即当事人表达其意思表示的一种形式。当法律规定书面形式为某类合同的法定形式时，其意义在于订立该合同时，除了有当事人作出意思表示外，还必须将意思表示记载于书面上，否则，法律不承认该合同存在。在书面形式作为合同的约定形式时，对当事人同样具有约束力，甚至在没有反证时，可排除法律任意规定之适用。可见，无论书面形式作为法定形式还是约定形式，都是对于合同成立与否的规定，也就是将其作为某类合同的特别成立要件。假如将书面形式视为生效要件而非成立要件，则不仅在性质上不符，而且更易造成混淆。

　　因此，如果将书面形式作为合同的成立要件，那么当书面形式为法定或约定时，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则合同不成立，也就无所谓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因而新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便无从说起；而且，规定“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就等于承认了即使没有以法律规定或者约定的书面形式订立，合同也可成立，从而削弱了书面形式作为合同成立要件的作用；若依学理向纵深分析，则在当事人发生纠纷时，会产生疑问-“一方之履行”何以就是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一方之接受”何以就是当作“合同的主义务”之履行而接受？因为书面形式作为成立要件，若在合同中欠缺，则法律不认其存在；履行与接受，也仅作为一种现象，而不能据以推断出双方有合意，更不能推断出一方有履行义务，另一方有清偿受领权。因此，“一方之履行”可能是当事人因认为合同尚未成立（欠缺书面形式）而作出的“实物要约”；另一方之接受也可能是以之为赠与或基于其他原因而接受（因而构成不当得利）。对此，若以该法条之规定来解决，试问，法院将如何判定双方之间的关系？再退而言之，即使当事人双方确已有“履行”或“接受”的行为，例如当事人一方让另一方占有自己的财产并收取了金钱，但这可能是为了出售这一财产，也可能是为了出租这一财产。因此，“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在某种情况下，并不能成为证明某种合同存在的证据，法条如是规定，于证明事实并无裨益。

　　另外，有学者对于该法条之所以如此规定解释为：“形式不是主要的，重要的在于当事人之间是否真正存在一个合同。如果合同已经得到履行，即使没有以规定或者约定的书面形式订立，合同也应当是成立的。”（注：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对于不要式合同，固然没有问题，但若应用于要式合同，虽然在某些时候给交易带来便利，但从长远来看，从实践来看，这样规定不仅与合同法中有关要式合同的规定不尽一致，而且也会助长实际生活中不讲诚信、诈欺行为的产生，乃至影响到交易安全和引起纠纷。对此，外国早有先例。

　　早在1677年，因认识到口头契约不但易使人陷入混乱，且使一般人于解决债权债务时，易于串通证人实行诈欺，发生极为不公平之现象，英国国会乃于该年通过防止诈欺条例（An Act  for  the  Preventionof Frauds and Perjuries简称Statute of Frauds）。全文共25条，其第4条和第17条是防止诈欺条例之重点， 规定若干契约由口头允诺而成立者，如无书面即无执行力。其中尤其强调：为他人偿还债务之约定（Promise to Answer for the Debt of Another）； 遗产管理人之约定（Promise by Executor or Administrator）；以婚姻为约因之契约；土地及土地利益买卖或设定负担之契约（Contracts for the Sale  ofLand or Any Interest in Land ）； 商品买卖契约（Contracts  forthe Sale of Goods）等，均以便条或备忘录载明， 经负责之当事人或其他代理人签名，使生效力。其立法目的在于防止以伪证将特定义务加诸于非契约当事人身上。换言之，将书面形式作为法定要式，既可以提供契约存在与契约目的之证据，以防止诈欺与伪证；又可以避免轻率订立契约。（注：杨桢：《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章。）后此法典几经修订，又为美国所继受施行。可以说，它对于英美契约法的一般发展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口头证据法则和附属契约学说方面也有一定影响。在大陆法系中，德国民法典第125 条也规定“缺少法定形式的法律行为无效；缺少法律行为所规定的形式的，在发生疑问时，同样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