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肯定说认为，无条件的承认特定物给付行为之撤销，将有害于交易安全，而且将影响民法上关于物的交付及登记制度。［16］本文认为，限制肯定说所持反对理由虽有一定道理，但是其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后买受人从真正权利人（债务人）处受让权利，本无所谓善意与否的问题，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规定，已是对于物权公信力保护的限制。承认特定物债权人于债务人尚未陷于无资力时有行使撤销权的权利，充其量仅仅只是将物权公信力保护的限制的范围作了一定的扩大。其次，债权与物权的区分，与其说来自其权利本身的内容，不如说是来自于其权利内容所决定的公示的可能与方式。当债权能克服其公示上的困难，而能够使其权利人对之取得准占有，对于此种债权在规范上也能够，从而可以从事一些相当于物权的规范方式的安排。［17］关键的问题在于未经公示的债权如何可以获得相当于物权的效力。在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中，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以债务人与受益人（后买受人）均属“明知”［18］为前提要件，而债权人须负举证责任证明债务人与受益人（后买受人）的“明知”。若债权人能证明受益人（后买受人）的“明知”，即未经公示的债权虽未能取得对世的效力，但可以认为该债权因后买受人的“明知”而取得针对后买受人的公示的效力。［19］再次，法律如维持特定物债权人之撤销权，亦不妨碍债务人或第三人通过磋商谈判而由债权人处取得该特定物。［20］

　　三、肯定说之限制

　　通过上述对限制肯定说的讨论，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个大致的认识，即在诈害债权，关于前买受人的债权的保护，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案：（1）赋予准物权效力，准予强制执行；（2）赋予债权效力，仅得请求以金钱赔偿其履行利益上的损害。而上述两种方案的选择，往往取决于利益衡量，而不应是一个从理论到理论，从逻辑到逻辑的过程。在债务人的行为导致其陷于无资力时，法律政策选择赋予债权以准物权效力，即赋予债权人以撤销权，以恢复债务人一般财产。而在债务人尚未陷于无资力时，在金钱债权，由于强制履行与金钱赔偿可以达到类似效果，因而法律可以通过将债务与责任的混用来达到“保全”债权的目的，因而无须赋予金钱债权人以撤销权，而仅仅赋予金钱债权以债权效力。但是，在特定物债权，由于特定物对于债权人可能具有特殊的意义，因而对其而言，强制履行与金钱赔偿可能就具有不同的效果。一律否认特定物债权的特殊性，试图通过将债务与责任模糊化，从而否认此时特定物债权人的撤销权，可能都是有问题的。

　　但是，肯定说一律承认特定物债权在债务人尚未陷于无资力时享有撤销权，可能同样是有问题的。因为“特定物”本身的定义是极富流动性的，其实“特定”与“不特定”之间，其界限并不明确。特定物与种类物具有相对性，有程度高低可言，所以特定物可能种类化，种类物亦可能特定化。并且，并非任何特定物债权人都需要通过强制履行方式实现其债权，某些特定物债权通过金钱赔偿其履行利益亦可获得满足。因此，有学者认为，关于如何保护特定物债权人，已非“应不应该”的问题，而系应保护之何种“程度”的问题。［21］但是，某些特定物债权能以金钱赔偿得到满足的，法律是否就应该否认其撤销权，则不无疑问。法律赋予债权人以撤销权，虽然特别强调债务人履行其与前买受人之间的合同义务，而不以金钱赔偿履行利益作为解决争议的方法，但是在经济的考量上，前买受人仍可以将其利用受领的给付可能得到的利益量化，以与申请强制执行的成本相比较，从而决定采取诉请法院强制履行还是与债务人或第三人达成妥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赋予特定物债权人以广泛的撤销权，并不必然导致撤销诉权的滥用。但是，法律明确限制特定物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范围，还是留给当事人更大的空间以供其选择“强制履行”或“金钱赔偿”方式，应该属于法律政策上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