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从原标的物所有人的角度看，允许将来物为买卖标的，其合法权益也不会受到损害。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出卖人对买卖标的不享有所有权或合法处分权，而擅自将他人财产交付买受人的情况，如果上述情形一旦出现，在买受人无过失（即善意）的情况下，原所有人完全可以依照民法善意取得制度之规定，向出卖人提出侵权损害赔偿之诉，从而使自己遭受的损失获得相应的赔偿；而在买受人有过失（即恶意）的情况下，依照“恶意不受法律保护”的原则，原所有人得依物上请求权而向买受人主张物的返还。对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出卖人和买受人按照各自的过错大小来分担。因此，完全没有必要以牺牲合同的效力为代价。反观我国新《合同法》第51条和第132条之规定，（注：新《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其立法精神显然旨在通过赋予买卖标的的原权利人以撤销权，来保障原权利人的利益。这虽然比旧《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的规定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但将此类合同定位于效力未定的合同，（注：参见梁慧星著：《中国统一合同法的起草》，载《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并未兼顾到买受人的利益，也与各国的通行做法不符，似仍有完善的必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买卖标的并不限于有体物，一切可让与的财产权均可成为买卖标的；买卖标的也不限于出卖人享有所有权的标的物，订约时尚不存在或出卖人不享有处分权的将来物也可成为买卖标的。我国新《合同法》第130条关于买卖标的界定，显得范围过窄， 无法涵盖各类财产的买卖。就其完善方法，从立法技术上讲，有两种模式可供选择：一是仿德、法、俄等国的立法例，在一条中用两款对物的买卖和权利买卖分别加以规定。即保留新《合同法》第130条的规定， 在其下增设一款：“其他财产权利的买卖，特别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本节的规定。”二是仿日本立法例，摒弃物的买卖与权利买卖分别界定的作法，直接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财产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这两种立法模式各有其优点。不过，在现行立法体制下，笔者更倾向于采用前一种模式。因为此种立法模式一方面说明了新《合同法》规定的买卖与其他特别法上规定的买卖之间的内在联系，扩大了买卖合同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也无需对《合同法》中关于买卖合同的规定作大幅变动，在立法修改上更具可操作性。就将来物的买卖而言，应当承认以此为标的订立的买卖合同的效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删去新《合同法》第132条和第51条的规定，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