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在坚持以成文法为主的同时，建立和完善判例制度，以判例制度的典范性、互补性和即时性，弥补因成文法过于原则、抽象所造成的僵死或者滞后。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即不应拒绝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也不应该割裂自己的历史传统，更应当按照规律办事。以成文法和判例相结合的法治体系，是符合立法、司法客观规律的，是当代世界各国法治发展的大趋势。

　　当然，我国决不能照搬西方法治国家推行的“判例法”。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确立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其一，判例必须是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或者经其认可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权力需全国人大的授予。其二，判例与制定法相比，处于次要地位，只是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者规定不完善时，才能适用判例，以判例弥补法律的漏洞。其三，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判例的适用行使法律监督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判例的适用有立法监督权，即有权审核并废止某一判例。其四，判例的运用，原则上限于民商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对刑事案件的审判，应当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参考书目：

　　1、《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苏力的论文《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

　　2、《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北京大法律系副教授陈瑞华的论文《正义的误区-评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

　　3、《人民司法》2001年第2期朱建新的论文《浅论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的改革与完善》。

　　4、李晓辉。《关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几个问题》。当代法学，2000，（1）。

　　5、蒲坚。中国法制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6、中国法制史参考资料汇编：第三辑。重庆：西南政法学院，1982。

　　7、肖建国，肖建光。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3.2。

　　8、张步云。审判委员会制度亟待改革。中国律师，1997，（10）。

　　9、江平，陈桂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发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

　　10、陈贵民。论司法效率。法律科学，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