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伊斯兰法理论只承认一种法律即作为宗教法的伊斯兰法，并主张这种神圣的法律适应一切时代和一切场合，万古不变。按照伊斯兰法理论，在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上不是社会塑造法律，而是法律塑造社会。换言之，社会发展变化必须服从法律的约束，如果社会发展与既定法律发生冲突，宁可削足适履地维持现状也不许社会变化冲破法律的限域。这些理论无疑影响了伊斯兰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的发展变化，以致从中我们发现了梅因之所谓“不是文明发展法律，而是法律限制着文明”3 的法典型特征。这就为我们不是机械地而是辩证地理解法律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启示。

　　另一方面，像任何其他法律传统一样，伊斯兰法传统中也存在理论与实践不一致的特征。被宣称为永恒不变的法律虽然带有拒绝变革的惰性，但是社会的发展和情境的变化需要法律做出适当的回应，否则法律就会失去应有的作用和存续的活力。历史上，随着伊斯兰教势力的扩张，阿拉伯帝国的版图扩及亚洲、非洲乃至欧洲的一些地区，各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参差不齐，种族、民族、文化和语言多种多样，地理、气候和生活习惯更是千差万别，这就对伊斯兰法构成了一种现实的挑战，最初以阿拉伯半岛十分简单的生活方式为基础而形成的法律如何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境况，回应生活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满足人们不同的新需求？为此，伊斯兰法呈现出了发展的趋势，包括以解释《古兰经》方式对法律的发展，以传述、解释甚至伪造圣训形式对法律的发展，以公议、类比等推理形式对法律的发展，以及以“行政命令”形式对法律的重要发展等。正是这些发展促成了法律适应社会情境的潜在变通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宗教法所固有的机械性和僵硬性。

　　实际上，近代以来的伊斯兰世界遭遇了同中国和印度等文明古国类似的悲惨命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来自西方列强的严峻挑战。广大伊斯兰教国家出于自强御外的动机或出于迫不得已的情势进行了重要的社会改革，其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乃至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变化。与此相应，伊斯兰世界的法律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宪法、行政法、刑法、民商法以及司法组织与诉讼程序法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自西方的内容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实际上有些法律简直就是西方某些法律的翻版。在伊斯兰世界各国，婚姻、家庭和继承法虽然受西方法律影响较少，但传统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已经开始动摇。在这种境况下，如果人们仍然坚持伊斯兰法万世不移、万古不变的信条，不仅不合事宜，而且也不符事实。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梅里曼等人以欧洲大陆和拉丁美洲社会发展和法律变化为对象，运用了实证的方法进行了“法律与发展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社会变化与法律变化相互影响，但社会变化对法律的影响更大一些，通常的情况是社会变化引起法律的变化。4 虽然这种观点的普适性仍存疑问，甚至可以找到一些相反的例证，但是历史上主要文明国家（特别是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与法律变化的关系表明，社会发展通常会引起法律的变化；如果法律维持不变则会成为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桎梏。人们如果不能掌握时机因势利导地变革法律，该法律就可能被社会的发展潮流所淘汰；如果人们能够根据社会条件的变化主动改革法律，不断赋予传统的法律以新的精神和新的意蕴，传统的法律可能获得新的生机，保持长盛不衰的活力。

　　当然，传统法律在现代社会的生命力从根本上取决于它对现代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及社会生活需要的适应能力。我们不应苛求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缺乏变革的主动性，也不应指责他们为何没有在西方侵入之前变法改制从而形成一套现代的法律制度，因为帝国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并没有这了类迫切的需求。但是当帝国步入现代社会之后，面对新型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尤其是面对来自西方的严峻挑战，任何本土文化中心主义的自足、民族主义的热诚、复古主义的努力以及未来主义的理想，似乎都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都无助于增强本国的实力和推动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法律实践表明，社会发展变化（至于为什么社会会发展变化，不属本文讨论范围），法律也应随之发展变化。明智的选择也许是主动地变革法律，使之适应社会发展，并善于运用法律机制促进社会发展。至于法律变革是以本土法律抑或外来法律作为基础，则属于另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