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上述分析抽象掉了一些因素，比如说荣誉感。司机完全有可能出于企业形象的考虑选择遵守规则。但仅就一般而言，原本是维护乘客权利的规则，却促成了司机对其的违反，非但起不到保护乘客的作用，还间接让乘客的维权意识变得越来越淡薄。北大的张维迎教授有篇很著名的论文，题目就叫《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人非圣贤，每个人的心底或多或少都有利益最大化的欲望，而法律（规则）通过责任的配置和赔偿规则的实施，内部化个人行为的外部成本，诱导个人选择社会最优（而不是个人最优！-该注为作者所加）的行为（引自上文）。联想到前两天电视上报道的上班族为少走100米将陆家嘴一片绿地踩出一条小道，还有一期学生公寓前虽然严禁学生停自行车但总有人停。其实那些踩绿地的上班族、停车的学生、包括那个不收规矩的出租车司机的行为本无可厚非。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出在立法者身上。如果他们能一开始就在绿地里设计条小径，能在公寓下规划个车篷让学生有序停车，结果一定会比现在好。他们只注意到了法律的目的但忽略了为达到这种目的应有的激励机制。这种法律是死的法律，是毫无效率的，仅仅能造成表面上的法制繁荣，这是一种虚伪！还不如没有这样的法律。近年来我国掀起又一轮的法治高潮，新法层出不穷（这已经招致了很多人的批评，有论者称法治的核心不在于立法的多少，而是法律的实施既司法）。这些法律法规中有不少是难以实行的，比如《破产法》、《国家赔偿法》（参见贺卫方《口惠而实不至的〈国家赔偿法〉》）；有令人费解的，如《公司法》第12条（参见方流芳《无人领会的语言：〈公司法〉第12条第2款的诊断》）；甚至是荒唐的，像《法官法》第28条（参见贺卫方《法官与违法犯罪做斗争？》）。这一切都提醒我们法治不是颁两部新法就万事大吉了，在实施这些法律之前我们还得常常的思考，这些法律合不合理，有没有效率？

　　总之，先有法再有法治，至于这法还请立法者们多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