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在大学反美运动刺激下加快了“重建大学精神”的运动。如果说“有江一代”大学精神在学院衰落，被迫民间化；那么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正从民间开始，努力重新恢复大学的文化品质。新世纪以来，以大学生为读者对象的一些“大学读本”相继问世，而2004年夏天推出的《大学精神档案》，可以视为这场“新精神运动”的一个新的起点。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场文化运动的基本状况，本文编辑了一组相关文章。盼望更多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读者能参加讨论，启动中国大学的复兴运动。

　　一、写在《大学精神档案》出版之际

　　我于2003年秋天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演讲，题目是“呼唤新语文运动”。我把《大学精神档案》视为“新语文运动”最后的完成-“新语文”读本是我发起、策划并参与编辑的一套“民间语文教材”，《大学精神档案》可以视为“新语文读本”的大学卷；当然，编辑思想和编委会都存在很大的差别。那么为什么要发起“新语文运动”呢？我认为在一个社会的转型时期，特别是思想文化界走投无路的时候，教育、特别代表时代精神的语言教育必然成为思想的对象。或者说，社会改革和变迁最深刻的项目应该是话语方式和话语对象的改革和变迁。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情况就是这样，我愿意把新语文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尽管现在响应者寥寥无几。而且我以为，新语文运动应该走出新文化运动的迷途。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就是：当下汉语教育出现了某种精神危机，语言及其精神已经落后于时代要求，迫切需要变革。而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一些校园文化事件也说明，汉语及其精神存在文革化和痞子化两方面的巨大危机。《大学精神档案》可以看作是以编委会为代表的知识界对这一危机的敏感反应和思想自卫行动。

　　《大学精神档案》主要是以三类群体为读者对象的：第一，在校大学生；第二，已经参加教育工或各种社会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第三，希望接受或补充大学教育的所有读者，包括高考未第的学生、社会青年和其他年龄阶层的人。这套书主要内容是人类思想史经典文献精选，并根据时代要求和编委会的信念进行了编排。该书共四卷，分别为“古代卷”、“近代卷上”、“近代卷下”和“当代卷”。这套书可以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教材，也可以作为一般思想学术读物。该书的基本特点是经典性和时代性的结合。经典性保证在信息泛滥的时代使读者在最少的时间内阅读最经典的文献。由于社会转轨使很多问题表面化并使“语文”处于急于表达问题的紧迫之中。但由于思想和知识的匮乏，当下汉语思想最大的缺陷是缺乏学术常识和逻辑训练，特别是网络文字进一步随机化。而经典思想读本是解决上述问题最佳途径。时代性是什么呢？就是根据当下精神状况对症选编经典历史文献。当然，这样一来必须注意曲解历史的问题。《大学精神档案》的主要编辑目的是重建大学精神，这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重建学术经典和思想常识，改变某一种学说垄断思想的落后局面。第二，重建道德自觉、恢复真理热情，以改变当代机会主义对大学精神和汉语精神的颠覆。第三，重估近代以来的思想传统，以理性真理和启示真理之联合超越汉语思想对“两希”思想的扁平化。我相信读者能注意到，《大学精神档案》在很多编辑内容上是前所未有的。

　　谈起编委会的情况，也有人说《大学精神档案》的编委会阵容之强大是前所未有的。我认为不能说前所未有。近的不说，跟近代那个“教科书委员会”比较起来，《大学精神档案》的编委会也存在一些知识上的缺陷-比如，我们当中没有科学家，这一直是我所引以为憾的。因此我打算再发起编辑“自然科学卷”作为《大学精神档案》的第五卷以弥补这个遗憾。尽管如此，《大学精神档案》的编委会也确实是使我感到骄傲。编委包括：杨小凯、徐友渔、汪丁丁、贺卫方、雷颐、蓝英年、谢泳、余世存、尹振球、金生鈜等。主编有四位：任不寐、何光沪、袁伟时和秦晖。我在这里愿意感谢他们的支持。编委会有很多名流，因此他们能为这套书尽心尽力是很不容易的。也正是考虑这种特殊情况，全书所有的案头工作（包括重新选文、所有文章的注释、各册书的最后定稿和全书的通稿工作等等）都是我一个人承担的。借此我也表扬一下自己，因为这些工作是很艰苦的。我在这里也向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给予支持的朋友们表示感谢，也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表示谢意。感谢上帝，这两年的辛苦毕竟有了一个结果。我也希望《大学精神档案》的出版能为“新语文运动”带来更多的注意力和志同道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