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我虽然并不赞成“下半身”的许多观点，但还是关注它的原因。我确实觉得，当文学走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状态时，惟有激烈的主张才能有效地突破，而后继续前行。对此，鲁迅先生早有预见，他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来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24）按此说法，“下半身”就好比“主张拆掉屋顶”（反对一切“知识、文化、传统、诗意、抒情、哲理、思考、承担、使命、大师、经典、余味深长、回味无穷……这些属于上半身的词？quot；）的行为，如果能由此使文学界”愿意来开窗“（”找回我们自己的身体“），它的意义也就完成了。就此而言，与其说”下半身“是一个诗歌流派，还不如说是一次诗歌的行为艺术。但是，它身上所具有的粗鲁气质，除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有力地帮助诗歌接上了身体这一命脉之外，也把文学带进了新的危机-肉体乌托邦的崇拜-之中；极为致命的是，这一危机并没有引起他们自己的足够警觉。

　　4、拉住灵魂的衣角

　　也许是从蔑视身体发展到身体崇拜，这个文学革命的过程过于简短而迅速了，年轻的写作者们还来不及作更深入的思考、反省，就急忙把身体神化、肉体化，从而忽视了身体本身的丰富性，以及它内在的残缺、不足和局限。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几乎是一切革命者最终的宿命，作家和诗人们也不例外。我们也许都还记得，？quot；寻根文化“盛行，作家们几乎都想重新爬回母腹，或者返回部落和丛林里去找寻自己文化上的”根“；当”先锋文学“成为主潮，作家们几乎都成了语言迷津和结构主义的制造者；当”新写实主义“兴起，文坛又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一地鸡毛“式的小市民生活的批发商；当”私人经验“、”身体写作“、”美女作家“这些词语飞溅，许多的女性写作者便开始用”我“的口吻在写真实或虚假的自传和半自传；当海子自杀，诗歌界长达数年充满了”麦地“、”光芒“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当与国际接轨成为时尚，诗人们便开始谈论西方大师，并恨不得在自己的每首诗后面都注上”1992年，9月，比利时根特“、”1993，11，伦敦“……

　　这就是中国文学么？

　　在身体这个问题上，作家和诗人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陷阱。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下半身”的诗人们，他们的宣言个性突出，但他们所创造的诗歌的肉体乌托邦，同样有跟风和复制的嫌疑，并且，在许多的时候，他们都对身体美学进行了粗暴的简化-到最后，身体被简化成了性和欲望的代名词，所谓的身体写作也成了性和欲望的宣泄渠道。我在“下半身”的主力网站“诗江湖”里，读到了太多松弛的快感话语，肉体的分泌物，过剩的荷尔蒙，泛滥的口水……它们说到底，不过是对肉体（被简化的身体）的一次表层抚摩。我感到奇怪的地方正在于此，为什么那些女性小说家总是把身体理解为闺房细节？为什么那些男性诗人们也总是把身体理解为做爱、上床、妓女和手淫？如马尔库塞所言：“整个身体都成了力比多贯注的对象，成了可以享受的东西，成了快乐的工具。”（25）难道这就是文学要回归的身体性？

　　我不这样认为。蔑视身体固然是对身体的遗忘，但把身体简化成肉体，同样是对身体的践踏。当性和欲望在身体的名义下泛滥，一种我称之为身体暴力的写作美学悄悄地在新一代笔下建立了起来，它说出的其实是写作者在想象力上的贫乏-他牢牢地被身体中的欲望细节所控制，最终把广阔的文学身体学缩减成了文学欲望学和肉体乌托邦。肉体乌托邦实际上就是新一轮的身体专制-如同政治和革命是一种权力，能够阉割和取消身体，肉体中的性和欲望也同样可能是一种权力，能够扭曲和简化身体。虽说“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但是，一旦肉体本身也成了一种权力时，它同样可怕。身体专制的结果是瓦解人存在的全部真实性，使人被身体的代替物（以前是“仁”、“志”、“政治”等，现在是性、肉体和欲望）所奴役。“在私人领域他们受身体（和心理）的专制驱使，在公共领域也永远不能真正控制自己的所为。”因此，作为写作上的行动者，他需要勇气，需要克服身体专制的力量和勇气，否则，“极有可能，那个在他人眼中清楚无误的‘人’，对他自己而言却隐而不现。”（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