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年群体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消费群体，这使青年文化的精神特质极具时代性，大众文化的发展走势影响着青年文化的嬗变，从文革后政治化意识形态的解体到当代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建构，青年文化经历了从解构走向整合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深受大众文化影响的青年文化对旧的政治化意识形态起到解构的作用，而当代的青年文化则依靠大众文化特有的整合力成为日常生活化的意识形态的构造者和承载者，具有理性精神与世俗精神的双重特征，构成了当今时代精神的主流。

　　「关键词」大众文化，青年文化，解构，整合

　　一

　　所谓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产生，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大众媒介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①所谓青年文化是“青年在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时由其特殊的行为方式所体现出来的独特价值判断、人格倾向、审美情趣及思考方法的概括。”②青年群体是大众文化的主要受众对象，因此大众文化的特质势必影响青年文化的变迁轨迹。

　　二

　　青年文化作为一种社会亚文化，总是相对于成人主流文化而言，八十年代之前，青年文化只是成人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和体制文化的复制品。在改革开放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所驱动的青年发展和青年运动，在社会领导层严重老化的背景下，青年文化凸显出与成人社会主导文化规范相冲突的明显的异质特征。八十年代的主流文化基本上是在严肃文化的层面上定位的：批判和反思、引进和创新、价值重估和文化重建。因此八十年代的青年亚文化虽不再追求仿效官方的意识形态和体制文化，但仍有所师承，与第三代人的特质一脉相承的理想主义、理性主义社会和政治关怀成为当时青年文化的明显特征。

　　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大众文化在中国大陆的登陆，完全独立于主流文化的青年文化的异质化特征渐露端倪。青年文化与成人主流文化的离异，是与大众文化的解构性的文化品格所分不开的。而大众文化的登场则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展开一脉相承。后现代思潮的基本特征和核心精神是解构主义和反逻各斯主义，超越和否定是其基本意旨，消解和解构传统是后现代主义首要而基本的文化功能，后现代主义者的哲学主张极大的启蒙和开掘了人们的批判精神，诱发了价值重建的主体性冲动，这成为大众文化产生的原动力。丹尼尔·贝尔认为大众文化的特征就是“不断的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它尽力扩张，寻觅各种经验不受限制，遍地掘发。”③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正是大众文化现象，对个体经验的无限度扩张显示了文化本身的平民化、世俗化倾向，一切传统的理想主义的东西被个体的心理、意志、激情、欲求所刷新。大众文化的平民化、世俗化、个体化一方面使大众文化缺乏理性和深度，另一方面又使大众文化具有文化平等和解构权威的进步意义。

　　八十年代末，在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个年头之后，全社会都感到了改革的阵痛和社会转型期特有的价值失落，混乱无序迷惘的浮嚣，知识尊严失落和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严重流失，为大众文化的出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大众文化的霸权势力和征服意义，使众多的知识分子苦心经营起来的自认为日臻完善的知识体系日渐坍塌，具有反叛与消解意味的大众文化如潮水般吞噬消解着以人文精神为价值目标的精英文化和体现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生活于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社会环境，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染，而且文革也只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朦胧的童年式的印痕，他们天生具有历史记忆的缺失，而改革开放后潮水般一涌而入的千奇百怪的文化快餐和流行艺术成为他们最直接的精神食粮，这使青年文化中政治化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失效，青年文化发生巨大的转型。而这一时期的青年文化在反叛传统的同时，也没有新的理想归属和寄托，处于价值真空的年青一代在同一生存境遇中选择了不同的人生态度。崔建、王朔、汪国真等成为此时期青年文化的代表。在文化和价值的断裂失去以往真切的理想和信念后，青年群体已迷失了生存意义，但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崔建感受着虚无却不甘虚无，竭力执着的寻找，但是在失去真切的信念后，这种寻找成为一种无休止的流浪。“多少次这样不停的走，可多少次这样一天到头。”（《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而作为大众文化“顽主”的王朔在传统价值体系失效后，则抱着一种反讽的态度对纯文化、精英文化进行恶作剧式的颠覆。正如同崔建的意义不在于他所表现的反叛与宣泄，而在于他所表达的不甘虚无的理想主义冲动。王朔的意义不在于他“游戏人生”的态度，而在于他对传统的消解，在于他对“既往神圣”的反叛。不同于崔建的苦苦追寻，也不同于王朔的玩世不恭的嘲讽，汪国真则以他所特有的轻飘飘的词汇为青年提供一种甜腻腻的抚慰，以小布尔乔亚式的矫情驱赶价值失效后的痛苦与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