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传统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的时代意义的。众所周知，先秦的儒家和法家都是塑造中华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有学者把唐朝以前中华法律文明分为“礼治时期”、“法治时期”和“礼法调和时期”，也有学者把中国法文化传统的总体发展历程描述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或“儒学的法家化”。儒家提倡“礼治”、“德治”或所谓“人治”，法家则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比儒家更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他们对近代史以前二千年中国成文法制的影响也可能比儒家更大。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里，那些二千多年前的法家典籍-如《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等-是否还值得重读？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法治”是否完全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与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毫不相干？本文的目的，便是对这类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在漫长的中国思想史中，人们对先秦法家思想的认识和评价，并不一致。从汉代到近代以前，由于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先秦法家长期受到贬斥和批判。汉人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谈到法家的缺点：“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到了宋代，苏轼说：“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然秦韩之治行于一时，而其害见于久远，使韩非不幸获用于世，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矣。”清代卢文弨则认为：“商韩之术，用之使秦强，不知正乃所以速其亡也。今当圣道大明之日，其说之谬，夫人而知之，固不待于禁绝。若非之辞辨锋锐，澜翻不穷，人以其故尤爱之。” 但是，近现代以来，为法家伸冤平反之声，此起比落，不绝于耳。这种现象的时代背景是：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急需找出变法自强之路。儒家传统在“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怀疑和否定，而西方国家成功的法治和宪政，则提醒国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是我们“古已有之”的相类物，于是我们发现曾有过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严复说：“居今日而言救亡学，惟申韩庶几可用。”章太炎说：“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两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之倡。呜呼！是惑于淫说也甚矣。”章太炎为商鞅等法家人物正名，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并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批判人治，像先秦法家那样“专以法律为治”。梁启超把先秦法家的主流思想形容为“法治主义”，并把它与“术治主义”和“势治主义”区分。梁启超认为：“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惟一之主义”：“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自今以往，实我国法系一大革新时代也”。胡适对法家的评价有些特殊：一方面对“法家”这个名称提出质疑，因为在先秦时期并无所谓“法家”；另一方面，胡适指出，盛行于战国中后期的、一般被称为“法家”的思想，性质类似于西方所谓的法理学或法治的学说。他强调法家深受儒家、墨家和道家的影响，所以“当时所谓‘法家’其实只是古代思想的第一次折衷混合。……当日的法治运动正是古代思想调和折衷的结果。”胡适特别指出，法家所主张的主要不是“刑”而是作为客观标准的“法”，他又强调成文法的公布的进步意义和法家思想中的平等主义。

　　胡适以后，不少学者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去理解法家思想，认为法家思想所反映的是当时与正在没落的封建贵族和奴隶主贵族阶级相对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具有进步和革新的意义。台湾学者戴东雄则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要求出发，指出“法家之法治学说，对于法的平等性与安定性，提倡甚力”，中国继受近代欧陆法，并非“毫无历史的背景和理论上的渊源”，甚至“应归功于法家之法律成文化的法律观”。戴氏更认为，“尽管中国法家与西洋的法实证主义，起源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与文化背景；但二者皆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和相同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