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伯林难题仍然是一个开放性难题

　　显然，伯林的价值多元论难题并没有获得圆满解决，它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难题。我在此不想简单地评论它的是与非，而只希望我们在解答具体人类难题的时候，能够不时地想到伯林的忠告。

　　首先，伯林难题不是一个理论难题，而是一个实践难题，一个我们人类每天都在面临的难题。这是我们人类面临的最根本难题。在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在中世纪神学思想中，在近代启蒙思想中，在近代宪政制度和自由市场的创制和发明中，一直到我们正在逐渐适应的“全球化”趋势中，这是一再拷问我们人类灵魂的问题。伯林显然不是首先关注这个难题的哲学家，但是他是以一种独特视角尖锐化了那个难题，引导我们不是回避它，而是勇敢面对它的当代哲学家。

　　其次，面对这个难题也就是面对我们人类自身的真实处境，体验这个处境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其中充满的深厚悲剧性意味。正如豪舍尔评论的那样：“无可否认，在他[伯林]对人和人生需求的认识中，确实有一种强烈的悲剧因素：人类实现的大道，有可能彼此交汇和彼此阻碍，一个人或一个文明，为铺设一条完美人生之路而追求的最受珍爱的价值或美，有可能陷入致命的相互冲突；结果是对立的一方被消灭和绝对无法弥补的损失。伯林著作的整体倾向就是扩大和加深我们对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的损失以及由此引起的绝对选择之必然性的意识。他使给人带来和谐和安宁的所有人生观都产生了裂痕，它们虽能消除紧张和痛苦，同时也削弱了人的活力和热情，使人们忘记自己的真实的人性。他不断呼吁我们回到自己的本质自由和责任上来”（豪舍尔：《序言》，载于伯林，2002年，第47页）。当我们当代人由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而导致我们的神经变得日益麻木的时候，伯林的忠告仍然是一副很好的清醒剂。

　　第三，伯林没有预设那个难题的任何答案，实际上也不存在“最佳答案”。这让人联想起法国哲学家福柯通过探讨“癫狂”史对人类实际处境的揭示。“癫狂”本来是人类自身的一部分，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人类想要真正面对“癫狂”的时候，我们所提示所披露的“癫狂”是已经被“合理化了的”癫狂。这种“合理化”正是人类为自身真实处境谋求的“最佳答案”。然而，依福柯的见解：“那些可治愈的错乱永远难以回复到原来的样子了，尽管其自身的力量正在抗拒着那个巨大的道德束缚，我们习惯上把那个束缚称为比奈尔与图格对疯子的解放，无疑地这是一句反话”（福柯，第278页；转引自沃林，254页）。“理性事业”除了解放“理性”自身以外，还要去解放“非理性”，把“非理性事业”或者“理性他者事业”改造成为“理性事业”。这种“改造”就是对“疯子的解放”。然而，福柯对这项“解放事业”的可行性表示了怀疑。这种怀疑的态度同样深深地埋藏在伯林的心底。只是伯林不是把癫狂称为癫狂，而是称癫狂为人类的另一种善。伯林把理性与癫狂之间的张力还原为善与善之间的张力（张国清，2004年）。

　　第四，从“善”和“价值”的多样性、“差异性”、“异质性”、“不可通约性”和“不可相容性”，到人类做出“理性”选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不可避免性”），再到在人类进行选择过程中产生某些“合理牺牲”的不可避免性（对这种“合理牺牲”的批判也构成了福柯的“理性的他者事业”），最终到人类社会现实的“不完备性”和“有缺陷性”，伯林的论证具有某种强有力的内在逻辑或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了伯林哲学的论证力量。

　　总而言之，伯林的姿态同当代西方哲学中一股反省和批判“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的精神相一致，伯林的价值多元论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美国新实用主义形成了某种呼应关系，已经在西方学术界激起持久而广泛的争论，并仍将一再地触动当代主流哲学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神经，是我们务必认真对待的一种哲学。我不赞成伯林主张的从价值多样性到价值多元论的逻辑跨越，或者说，我不赞成伯林进行的从有关价值多样性的“事实”向推崇价值多元论的“观念”的推论或演绎，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伯林把“价值”与“价值”的关系或者“善”与“善”的关系问题提升为当代哲学的核心问题，仍然有其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