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条例》确立了符合各国器官移植立法规律的基本原则

　　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原则：

　　1. 器官移植的安全保障原则：器官移植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现代医学技术，尽管目前各国的器官移植手术都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但相对于一般的医学技术应用而言，它依旧潜藏着巨大的医疗风险。《条例》充分考虑到了这种风险的客观性，并为这种风险的预防规定了具体的应对策略。根据《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及第十三条的规定：施行移植手术应依据确实的医学知识，符合医学科技之发展，并优先考虑其它更为适当之医疗方法；医师自尸体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术，必须在器官捐赠者经其诊治医师判定病人死亡后才可以进行；参与捐献者死亡判定的医师不得参与摘取、移植手术；医师施行器官移植时，应善尽医疗及礼仪上必要之注意；医院、医师应在报经卫生主管机关核定其资格及器官之类目后，才可以施行器官摘取、移植手术；医师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术，应建立完整医疗纪录；经摘取的器官不适宜移植者，应依卫生主管机关所定的方法处理。这些规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器官移植的风险性，保障器官移植的安全进行，防止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和生命健康损害。

　　2. 人体器官捐献的无偿原则：在人体器官的捐献方面，《条例》坚持无偿捐献原则，反对人体器官的有偿买卖。为此，《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提供移植之器官，应以无偿捐赠方式为之。”这说明，《条例》提倡捐赠者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无偿捐献自己的身体器官，是该《条例》的一项基本原则。

　　3. 人体器官捐献的自愿原则：除了在人体器官捐献方面坚持无偿捐献原则之外，《条例》还将捐献者自愿捐献器官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为此，《条例》第六条及第八条分别对医师摘取尸体器官和活体器官的的问题进行了规定。据此，医师自尸体上摘取器官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死者生前以书面或遗嘱表示同意；（2）死者最近亲属书面同意；（3）死者生前有捐赠的意思表示，且经两个以上的医师书面证明的，但死者身分不明或其最近亲属不同意的除外。而医师摘取活体器官则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捐赠器官者须为成年人，并应出具书面同意及其最近亲属二人以上的书面证明；（2）摘取器官须不危害捐赠者的生命安全，并以移植于其三亲等以内的血亲或配偶为限。[1] 可见，“自愿”（或“同意”）是医师从捐赠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的最基本要求，只有在符合自愿的前提下，摘取捐赠者器官的行为才被认为是合法的。

　　4. 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特殊保护原则：器官移植手术是一种高难度的手术，手术过程中会伴随着一定的风险。未成年人作为正处于生理发育最佳时期的一类特殊社会群体，在如对摘除器官后的承受能力、对被摘除器官的未来健康需求等许多方面都还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容易引发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事件发生；加之未成年人一般都缺乏足够成熟和理性的自我判断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对器官移植的后果等都难以具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理解，容易遗留问题和纠纷。因此，在人体器官的捐献方面，各国一般都对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给予了较为特殊的保护，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条例》借鉴了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将器官捐献者的范围限定于成年人。[2]

　　二、《条例》的几点缺陷

　　作为台湾乃至中国首部有关器官移植的地方性立法，《条例》对台湾岛内及整个中国今后的器官移植立法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然而，另一方面，该《条例》也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条例》制定的目的不利于该法获得应有的社会认同

　　人体器官捐献法固然应当是一部旨在保障医师顺利摘取人体器官用于器官移植以拯救生命的法律，但它更是一部保障器官移植安全、规范进行的法律。人体器官捐献法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保障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更在于规范人体器官移植行为，保障器官移植安全和规范地进行，保护好器官移植供受体的合法生命权益。而通过以上我们对《条例》制定目的的介绍中，我们不难看到，《条例》重视了对医师摘取器官以顺利施行移植的保障，但却忽略了对器官移植供受体权益的保护问题，而这样规定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很容易使公众产生如下误解，即：人体器官捐献法是医师进行器官移植的保障法，而不是器官移植供受体利益的保护法。这不仅与人体器官捐献法的实质相背离，且不容易使公众正确理解和接受器官移植，无益于《条例》的社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