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位人类学家反对我的这种他认为是“后现代”的分析。[11]他的理由是，有相当的人类学研究不是如此，并以他自己当年在台湾山地的研究为例。他细致描述了自己如何长期生活在“田野”，熟悉了当地人们的各种习惯，懂得了他/她们的语言，特别是如何装作睡着了，而实际是在聆听当地小伙子评价和议论女孩子们；又如何假装有事出去，在一个避人的地方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而这里，据说是没有支配性权力关系的。 这里实际有两点，应当予以分殊。一点是一般性的命题，即权力资源并不是研究的唯一条件，这是我同意的。权力资源是知识生产的必要条件；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仅仅有了一些权力资源就可以获得知识。事实上，有些研究项目的资金并不少，有的也有有关国家机关的支持，而其获得的研究结果往往是惨不忍睹，简直是对“研究成果”一词的亵渎（假如研究成果还有“本质”的话）。而另一方面，一些领导干部甚至无法了解真实情况，尽管他拥有很大的权力，有专门的研究机构，他可以利用这种权力、动用诸多资源且真心希望了解真实情况。因此，确实，获取知识并不仅仅要求拥有上面分析所提到的各种资源；保证知识的产生还必须有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和知识能力。[12]

　　但是，我不能同意的一点是这位批评者用来支持前一命题的那些实例以及对这些例证的分析和定性。在我看来，他的“调查技术”的运用，在一定层面上，也是一种权力资源的运用――请注意，权力的经典定义是“行为者影响其它行为者的能力”。正是通过这些方式，他将自己变成――实际是在某种程度上伪装成――被调查研究的群体的一员，研究者增加了其获取材料和知识的能力。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而且，只要熟知《智取威虎山》故事的人，就会发现至少在获取不对调查者开放的知识这一层面上，下乡调查人类学家与假伴胡彪深入虎穴大智大勇的杨子荣先生并没有什么区别。当然，这种类比丝毫没有一点贬低或抬高社会学或人类学研究者的意思，而仅仅是在原来似乎没有关系的两个现象之间建立一种隐喻，更有可能使我们一种反思的震撼。 在我看来，关键可能并不在于研究中有无权力资源的介入，而在于这种权力行使是否对所调查研究的人具有伤害性。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在汉语世界中，我们已经赋予了权力（power）这个概念一种道德上的贬义，似乎权力总是很糟糕的，很坏的东西，甚至与恶等同（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的行为可能都显示出对权力的追求）；似乎一旦学术研究中介入了权力资源的问题，学术本身就必定有了道德的耻辱。但事实上，权力并非如此，它可以是建设性的，关键看你如何使用；即使是政治性的权力也是如此。这一点许多学者的研究已经展现了这一点，[13]而日常生活中也有大量的例证（那位公安厅长的权力行使就是一例）。因此，我不想多说。其次，传统的权力观不仅往往――如福柯所言――从法律上界定，而且习惯于将权力实体化了，视其为一种物，一种特权，往往某些人所特有，因此，无法将更复杂地分析权力的运作，无法将权力视为一种结构关系，一种网络，一种综合效应。本文的分析指出，在社会学、人类学调查研究中，也有、甚至必须有权力资源的介入和调动；我们不能因为自己不是官员，似乎研究的目的是纯粹为了知识，就否认了研究中所具有的甚至是必定具有的权力因素。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有无权力资源的运用，这并不是研究者研究时主观上有无伤害被研究对象这样一种道德或不道德的动机所能规定的。

　　那么本文指出了这一点，又有什么意义呢？首先，这种反思也许有助于我们对所谓研究方法的反思。关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学者已经写了大量的著作。其中有许多著作，特别是教科书，往往都将田野调查作为一种方法，作为一种获得“就在那里”的知识的方法，作为一种进入既定知识宝藏的手段。我们被告诫了种种调查时的注意事项，但往往都是一些技术性指导，例如通晓当地语言、注意参与性观察、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不要给调查者带来不利后果、也不要给调查者带来不合理的“获利”预期、要有可信赖且熟悉当地风情的“内线”等等。当然这些都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经验，这种经验的累积，似乎形成了一种关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尽管也有对这些方法的反思，甚至不时也有严格的批判，诸如关于价值无涉的讨论等等。但是，比方说，这个价值无涉问题讨论的一个基本假定或前提假定就是，遵循这些原则，就可以获得可靠的、肯定的乃至完全的知识。本文的分析至少是对这种方法论的一种质疑。它显示，至少在一定层面或针对某些问题，由于可以调动权力资源不同，人们可能获得的知识就有不同。我没有公安厅长的权力资源，我就无法获得他可以获得的知识。因此，那种抽象的容易被或已经被普遍化的社会学或人类学调查方法是可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