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的信息与媒体传播正在向中国和亚洲国家人民传输美国版的西方国家生活方式，他们的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网络等，所有信息载体无不在传播。一位华裔美国学者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钱致榕先生前不久在北大讲了他的一个研究，他指出：如果13亿中国人真的像美国人那样消费牛肉的话，全部美国生产的粮食加上全部澳洲生产的粮食都用来做饲料养牛，美国人不吃全部出口到中国来，也不够中国人吃。那么好了，不吃牛肉，那就改吃鸡肉吧。还是不行，因为将全部美国生产的粮食都做成饲料喂鸡，也不够中国人吃。那么好了，改吃海鱼吧。如果中国人像日本人一样消费海鱼的话，2003年全球捕鱼总量也不够中国人吃。那么好了，改吃奶酪吧，如果中国人都像欧洲人那样吃奶酪的话，全部欧洲和与欧洲有关的其他国家的牛奶都用来生产奶酪，也不够中国人吃。因此，如果改变了中国人生活方式中的仅一个方面，如改变饮食结构，像美国人，像欧洲人，像日本人那样生活消费的话，还不用说有没有钱消费，就是有了钱进口，也没有那么多东西供中国人买。更不用说，中国人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汽油、纸张、木材和水了。

　　如果，再加上印度的10亿人口，也被西方信息与媒体传播改变了传统生活方式的话，上述物质资料还要增加至少一倍。如果再加上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等中等人口的国家，将有近世界人口的50%——30亿人口像西方媒体宣传的那样生活的话，我们的地球将无法承受。信息社会已经来了，正在影响着我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要做出选择。在生活上如此，在法学教育上也是如此。

　　二、法学教育如何面对信息社会

　　我们今天同国外发达国家几乎在同样的时间、面临同样的信息化社会。如同手机时代在我国与外国几乎是同时来临一样，尽管我国有线电话还未来得及进入农村每个家庭，但手机时代已经到来了。我们今天的法学教育同样面临着信息社会，在这一点上我们与西方的法学教育都处在同样的起点上。如果我们的法学教育能够迅速抓住这个机遇，站在新的起点上发展，将来我国的法学教育就有可能成为世界一流的法学教育。

　　这一点在美国社会也是如此，如果不看信息化社会的特征，美国法学院的排名长期是我们所熟知的哈佛、耶鲁等前10名。但是美国还有按照网络和计算机辅助法学教育的法学院排名，在前10名里根本看不到哈佛和耶鲁的影子。而且后者多数是在IT发达的大学里涌现出来的。将来美国的法学院一定还会出现与生命科学有关的、与认知科学有关的、与新材料科学有关的法学院的新排名。

　　当这些改变社会的科技发展出现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观念不能跟上，教学内容不能及时调整，我们的法律研究和教育方法不能跟上时代发展，以及我们的司法审判工作不能跟上的话，就有可能出现历史上出现过的类似的情况。回顾历史，伽利略“日心说”被判有罪，美国的涉及进化论的“猴案”当事人被判有罪。如果，当今世界某国的某位不可救药的科学家真的“克隆”出了“人”，那个国家的法院能够判该科学家有罪吗？还是认定他有病？是送他进监狱，还是进医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个国家的法律将如何对待“克隆人”：将他（她）关进监狱呢？或是处死？还是送他（她）进医院？是送进科学院的实验室？还是送他进幼儿园，或小学？这些马上就要面临的法律问题，如果出现，我们的法律怎么办？也许在世界的某个地方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了。

　　我们期盼着有哪个法学家能够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并被社会大多数所接受。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天才的法学家，难道说他不应该被认为是世界一流的法学家吗？那时，诺贝尔和平奖应该颁发给这位法学家，因为他的新学说和新理论使我们人类整体避免了互相残杀，保持了人类未来长远的安宁与和平。我认为，法学教育在中国的信息社会，面临以下急待解决的三个重要问题：一是，我们的法学教育如何解决中国社会重大的法律问题？二是，我们的法学教育如何面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三是，我们的法学教育如何发展的方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