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三个问题：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社会如何着手？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对于我国显得尤其重要。相对于13亿人口，我国人均自然资源的占有是十分短缺的。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之间的矛盾、自然资源的生产价值与生态价值之间的背离、对环境容量的无偿占有与对环境质量的自觉养护之间的失衡、追求数量和速度与质量和效益之间的不协调。总体上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造成我国消耗的水泥、钢铁和煤炭分别占到全世界的55%、26%和30%，而创造的GDP只占全球的4%.我国的环境问题十分突出，可以用“局部好转、总体恶化”来形容。酸雨面积已占全国的1/3，水土流失面积达38%，海港化面积扩大到18%以上，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 农村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2003年已经占到GDP的15%.还有健康问题，目前我国75%的慢性病与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污染有关，癌症患者的70～80%与环境污染有关。统计表明，2002年我国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位是倒数第14名。如果再不重视人与环境建设，我国的现代化与和谐社会的目标将难以实现。为此，需要更新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一， 确立新的“社会—自然”观。传统的“社会—自然”观习惯于只是将社会结构看作是人与人的关系，忽视社会结构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简单地把自然界看作是外在于人类社会的、不变的形而上学实体，是社会发展的外因。这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人类社会结构具有两维性，一是人与人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全部历史“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个人对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22]社会既是人与人的现实统一，又是人与自然的现实统一。人化的自然界与自然界的人化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向度。不能认为社会是变动的、自然是不变动的。普列汉诺夫指出：“社会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出乎寻常地变化多端的。人的生产力在它的发展中每进一步，这个关系就变化一次”。[23]我们党现在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规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这是完全正确的。

　　确立新的“社会—自然”观，还需要我们全面认识自然界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多重意义和价值。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人们把人变成单向度的经济动物，只是用经济的眼光对待自然。这也是片面的，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对生态危机的反思，一些学者越来越重视自然界生态系统价值的多样性。罗尔斯顿认为， 自然界存在着相互交叉的14种价值，如经济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历史价值、哲学和宗教价值、生命支撑价值、遗传和生物多样性价值、文化象征价值、塑造性格的价值、生命的价值、统一性和多样性价值、稳定性和自发性价值等等。[24]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从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出发，我们在重视自然界的经济价值的同时，应当特别重视自然界作为生命和健康摇篮的价值、作为审美对象的价值、作为文化根基的价值、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价值、作为愉悦身心的休闲价值。将自然界的多元价值相互综合，可以避免由于过度突出经济价值而恶化的生态危机。第二，确立新的发展观。中外历史实践说明，发展观的确立至关重要。不同的发展观会产生不同的发展模式，不同的发展模式会带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结果。随着资本主义兴起而形成的发展观，曾经长期支配着近代社会。其核心就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尺度。这种发展模式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为了经济增长而牺牲生态环境，为追求GDP而忽视社会和人的健康发展。环境的破坏使人面对生态家园的失落，伦理道德的滞后又使人面临精神家园的失落。人们越来越“失魂落魄”式地生活在“无根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