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平和、理性的心态和行为，这对作为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行为的选择和纷争解决是如此重要，对于负载国家权力的执法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正是由于这些负载权力的执法者，才构成了行政法律关系的另外一端。在生活实践中，我们也不难找到这样的带有“赌”的心理和情绪的执法者，把一个严肃的执法行为变成一个情绪发泄的 “赌”场，背负了自己的使命与职责。如在执法过程中往往会碰到一些情绪比较激动的相对人，有的“激动”有其依据和道理，或许他（她）被冤枉了，或许执法者认定的事实和处理意见与其认为的相反或有较大出入，根据行政处罚法和正当程序的要求，其有权为自己进行辩护，有权对处罚机关的决定提出异议，即便是态度有所过激，也不能成为加重行政处罚的理由，此时的激动和争辩或许恰恰是行使权利的另一种表现。作为执法者，不能认为其态度不好而意欲“修理”之，在持有这种心理的时候，执法者的理性已经开始让位于“赌性”，其潜台词就是你越是态度不好，我就越要“修理”你，看你能有多嚣张！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即某些相对人确属无理取闹，在此，法律所要求于执法者的仍然是耐心和理性，如果其行为确实触犯了某些法律规定，依法处理、不为自己的情绪左右仍然是法律理性的基本要求。

　　法治是一种理性的治国体制，也是一种制度文明和价值取向。“法律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别的一切发明使人类学会驾驭自然，而法律使人类学会自己驾驭自己” 理性的法律要求具有法律理性的人来遵守和执行，当我们倾注足够的精力关注于如何使法律的规定更加完美、法律的理性更加突出的同时，是否更应关注于流动的法治中人的因素和人的理性呢？

　　广西大学法学院·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