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中国作为古代东亚文明的中心，早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便已形成。就文化而言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华夏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同整个中华文明一样，中华文化的历史也是悠久的。其内容之广博，色彩之鲜明，形成机制之复杂，生命力之强大，堪称世界之最。尤其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辗转相承，迄今未中断，即完整而又系统。中华法文化的形成，就内部而言，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相互影响，互相吸收，逐渐融合，具有统一性。对外部而言，是自成一体的带有由农业经济和专制政治所加给它的保守性和孤立性的特点，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输入之前，还保留着固有的，完整的封建法律体系和宗法伦理性的法律文化。

　　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下，以及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以及阶级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传统得法文化支离破碎，很难再继续抱残守缺，这是中国法文化史上的历史性的巨变，它宣布了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期的开始。

　　下面本文从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在鸦片战争后的变化来分析西方法文化输入的历史原因。

　　二、西方法文化输入的原因

　　1、经济原因：在鸦片战争以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当然此时在江南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也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而鸦片战争的爆发加速了这一过程，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就为资产阶级的产生提供了经济基础，同样由利于西方法文化的输入。当然，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封建经济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在中国占统治地位。

　　2、阶级基础：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又产生了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是中国近代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力军。而在西方法文化的输入过程中，封建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地主官僚知识分子如林则徐、魏源等，太平天国的洪仁轩，以及“中体西用”的洋务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西方法文化的输入主要使由中国资产阶级各派推动的，其中包括革命派、改良派以及那些具有社会改良思想的律学家。

　　三、 方法文化的输入

　　前文已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的封建地主阶级中的开明派、洋务派，以及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和律学家在西方法文化的输入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下文将对此做一简单介绍。

　　1、地主阶级中的开明思想家从富国强民，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开始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调查和了解、翻译西方书籍。以林则徐、魏源、洪仁轩为代表，林则徐是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836年慕洛著《世界地理大全》刚在伦敦出版，林即委人译成汉文，并以次为基础编成《四洲志》。又将《澳门新闻稿》译成《澳门日报》，翻译瑞士人瓦特尔编的《万国公法》，还将德庇时地尔洼等人撰写的《中国人》和《在中国做贸易罪过论》二书编译为《华事夷言》，魏源是林则徐的好友，他总结了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在其《海国图志》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海国图志》主要是一部世界历史、地理的丛书，但其中也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思想，该书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领导人洪仁轩站在时代前列，顺应历史潮流，主张“不从清朝法律”，废除旧的封建主义法律制度，创建“新世界”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1859年著的《资政新篇》而后《立法制宣谕》等重要著作中。他主张“革故鼎新”以促进国政体民主化，吸收中国历史上“以法治国”的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国的法制经验，提出了“国家以法制为先”的主张，并以此为指导思想，提出了一套发展资本主义的立法方案，特别是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刑法思想，提出了改革刑律，严明赏罚的主张，至今仍有可资借鉴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