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论政党制度

　　政党制度，是宪政的一个重要环节。梁启超认为，立宪国的政党政治中，其党人并不一定都会秉公心禀公德，并不一定都会为私名私利，但政党之治，必有两党以上，其一在朝，其他在野。在野党必欲倾在朝党而代之，于是抨击其政策得失。若该党一日在朝，又必为其他党所抨击。政党之间的竞争，有利于除公害增公益，有利于民智的发达。相兢相轧，相增相长。[52]

　　但是要实行政党政治，该政党应为真政党而非伪政党或朋党。梁氏认为，真政党的标准有六点：1、凡政党必须有公共的目的。即应该为国为民。若为私利，纵然成立也终将分散。2、凡政党必须有奋斗的决心。要力争为国家谋进步为国民造幸福。3、凡政党必须有整肃的号令。其精神应与军队相同，而不可如一团散沙。4、凡政党必须有公正的手段。手段公正，其主义才能表白于天下。5、凡政党必须有牺牲的精神。6、凡政党必须有优容的气量。对于其他政党、本党党员应持之以宽容的态度，以求国民的同情、政治的进步。[53]政党自身宜采取强立鲜明的态度，对于政府宜采取强硬监督的态度，对于主义相近的政党宜采取融合的态度，对于主义相远的政党宜采取协商的态度（先国后党）。[54]一言以蔽之，“政党者，人类之任意的继续的相对的结合团体，以公共利害为基础，有一贯之意见，用广明之手段为协同之活动，以求占优势于政界者也。”[55]要成立政党须具备四个条件：其一，立宪政体；其二，国中有多数人具备政治上的智识；其三，多数人欲达一公共目的，而又自感力量不足；其四，要有领袖一党的人物。这也是当时中国政党难以成立的原因。[56]

　　梁启超认为，“政党政治能确立与否，健全之政党能发生与否，实国家存亡绝续之所攸决也。”英国是一个完全的政党内阁制的国家。非国会议员不能为内阁成员；内阁必由国会下院多数党的领袖来组织；内阁在下院失去多数，得解散下院，但是再选举仍然未占多数，即须辞职。如果一国之中没有绝对大的政党，不能以一党独占下院的过半多数，而需两党以上联合方可占下院多数，则称之为准政党内阁。政党内阁为民权的极轨，内阁之权受诸国会，国会之权受诸人民。内阁之权则始终存于多数国民之手。内阁成员也不敢滥行秕政，而使其党使其自身失信于国中。政党内阁制是对于强有力政府所可能产生祸害的一种限制。[57]

　　（六）论自由、权利和自治

　　自由是什么？梁启超认为，“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但自由“有真自由，有伪自由；有全自由，有偏自由；有文明之自由，有野蛮之自由”。梁氏所认为的真自由是指“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换言之，人生于团体之中，必有所限制。“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人不能离团体而自生存，团体不保其自由，则将有他团焉自外而侵之压之夺之，则个人之自由更何有也？”[58]梁氏所非的自由是“以逸游淫荡抉去礼防为自由”，那是伪自由。其所爱的自由是“法律内享有自由”，如财产自由、言论集会自由、通信行旅自由、住居自由、生命自由、良心自由等。伪自由固然可恨，但国中老辈也不可妄肆诋毁，这样会为枭雄之辈利用摧锄民气。国中少年应知自由平等的功用，大都应当求诸政治，

　　政治以外之事，不能动辄拿自由作为自己的护身符。[59]“综观欧美自由发达史，其所争者不出四端：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计上之自由（即日本所谓经济上自由）。”“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而勿为古人、世俗、境遇、情遇的奴隶。[60]“真爱自由者，未有不真能服从者也。”不可服从强权但不可不服从公理，不可服从私人的命令但不可不服从公定的法律，不可服从少数人的专制但不可不服从多数人的决议。[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