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何华辉。比较宪法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204.

　　[12] 著名的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区分了对基本自由的“限制”与“规导”两个概念。他说：“当这些基本自由只是受到规导时，它们的优先性并未受到侵犯，而为了将这些基本自由结合起来，以形成一种图式并适应于它们的长期实现所必需的某些社会条件，又必须对它们进行规导。”例如，对言论自由的发表进行“规导”与对言论自由的内容进行“限制”是有区别的。[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313-314.但本文不区分这两个概念，一是为了讨论方便，二是因为依笔者拙见，在一般情况下，立法者、法官尤其是普通人是分不清也没必要分清“限制”与“规导”的。

　　[13] 民国时期，丘汉平先生曾严厉抨击民国宪法草案第三十八条规定的以“维持公共利益或避免紧急危难所必要”为由而对人民各项自由的限制，对什么是“维持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表述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他指出：“照现行宪草的规定，就是宪法公布之后，中国人的权利保障仍是一个零。例如出版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等等都可借口第三十八条之理由而存在！”付阳。七十年前的宪法讨论[OL].http： //www.chinapublaw.com/emphases/20040303163746.htm.

　　[14] 李步云。法理探索[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211.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原拟草案中有22个“不得”的限制条款，以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的时候批评它是“限制集会游行示威法”，而删去了10条限制条款。郭道晖。法的时代挑战[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351.

　　[15] 张友渔。宪政论丛（上册）[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180-181.

　　[16] 不过这只是在理论上讲而已，现实中，违宪的法律并不罕见。这已不是宪法文本和宪法规范足以解决的问题。

　　[17] 郭道晖。法的时代挑战[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351.

　　[18] [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313.

　　[19]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41.

　　[20] 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分类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做法。很多学者都把基本权利分为三类，但各不相同。第一种三分法是：⑴消极的基本权利，包括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等；⑵积极的基本权利，包括受教育权、接受国家救济权等；⑶参政权，包括选举权、罢免权等。（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61.）第二种三分法是：⑴人身人格权利，包括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权等；⑵政治权利与自由，包括选举权、出版自由等；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工作权、最低生活保障权、受教育权等。（李步云。宪法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443.）第三种三分法是：⑴政治生活的基本权利；⑵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⑶个人生活的基本权利。（李龙，周叶中。宪法学基本范畴简论[J].中国法学，1996（6），69.）上述三种分类，笔者认为第二种三分法更为可取。因为这种分类不仅标准明确，即按照权利的发生领域来划分，而且这种分类法与国际人权法律文件的分类相吻合。《世界人权宣言》把人权划分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两大类，而这里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内容，实际上就包括人身人格权利和政治权利两类。著名的“国际人权两公约”，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就是对上述三类权利的具体规定。本文之所以把财产权单列出来，是是因为首先，财产权肯定不属于政治权利。其次，我们一般都把人身权与财产权相对应（当然也有宪法把财产权归为人格权，例如《卢旺达共和国宪法》（1962）在其第一章“人格权”中的第二十三条规定：“个人或团体的财产为不可侵犯。”关于从法哲学上分析财产权与人格权的内在联系，或称“财产权的人格理论”，可参见：[美]玛格丽特，简·拉丹。财产权与人格[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