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是自古流传至今的一句谚语。兼听的理念早在古代的西周已经出现，如《尚书？吕刑》云：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周礼？秋官？小司寇》云：以五声听讼狱，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我们研究中国司法的历史发展发现，虽然“发明”兼听的审判方式时代久远，但很难达到“明”的司法结果。其中缘由在哪里？怎样才能作到兼听则明呢？

　　一、兼听的内涵和意义

　　兼听就是司法人员要耳听双方的意见，明就是查明、探明、获悉，它强调的是审判官在断案时要听取双方的意见、辩论，以更达到公正审理的目的。耳听双方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了解案情、分析案情、查明案情。耳听一方可能或只能从侧面、片面的角度来了解案发经过。从应然的角度上讲，兼听当然要比偏听的方式进步。

　　兼听的意义在于：第一，有利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正确作出判决。—般情况下案件的发生能为多人所感知，俗语说，“众人抬柴火焰高”，多人的陈述更能展现案件的全部经过，一人或少人的陈述不全面，不真实。兼听能最大限度地掌握正反两方面的信息，才有可能鉴别真伪、去伪存真，才有可能运用法律和逻辑作出准确的判断。只听取一方的陈述，将导致偏听则暗。第二，在法律适用上，兼听有利于司法人员吸取正确的、精辟的辩护意见，有利于促进他们的逻辑分析能力和辩驳能力，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二、“明”的条件

　　从理论上来说，听必须建立在说的基础上，脱离说，听变成空中楼阁，去掉听，说变成了自言自语。说要能说则说，能讲则讲，言无不尽；听要有说必听，听无不厌，听说结合才能查明案情、了解案情，单听不说，或者单说不听都是单行道。可见，要做到兼听则明，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个条件是有说者和听者，说者位两边，听者居顶端，是“三角形”的诉讼结构；第二个条件是允许说者自由、充分表达意见，要求听者耐心听、细心听、平等听。第一个条件是基础，第二个条件是保障，两者缺一不可。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中，古代中国的司法官一身兼三职（行政长官、审判官、控诉人），诉讼结构是直线式，衙门内只有司法官与被追诉者的较量，司法官的审判方法大多数是凭经验和口供断案，而口供来自于合法化的刑讯逼供，被追诉者要么如实招供，要么屈打成招，几平没有申辩的机会，而且诉讼中不允许辩护人的存在，古代出现的讼师只是帮助他人代写诉伏，不准当庭辩护。在这种诉讼模式下，兼听变成偏听，“明”的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司法的结果是专制、黑暗。自从清朝晚期确立控诉人从司法官的角色中分离出来的制度后，诉讼结构从直线式转变为三角式，控诉人独立承担指控犯罪的职能，被追诉者及其辩护人享有辩护权，司法官的唯一任务是以中立的姿态审理案件。从形式上看，司法官既要听取控方意见，又要听取辩方的意见，似乎“明”的条件具备了，案件的审理应该达到“明”的结果。但我们看到，“有罪推定”的陈旧思想依然顽固不化、时常作崇作怪，被追诉者及其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经常受到不一般的歧视，他们的辩护意见被打入冷宫，他们的发言受到压制、威胁，律师的辩护被认为是挑衅，会见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等是律师执业中无可奈何的怪现象，再好的辩护律师也难以充分辩护，而且控辩双方的地位极其不平等，控方具有天然的优越性，法官经常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辩方，辩方的合法权利受不到保障，司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法官队伍“长而不强”，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司法不公有目共睹，这样的“兼听”能明吗？如此的“兼听”其实也是“偏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