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的两点保障：说与听的互动

　　综上所述，现行司法要达到“明”的条件在于既要两造具备，又要两造（尤其是辩方这一造）能够充分、自由发表意见和司法人员具备较高的素质。在现阶段的司法中，两造具备的条件已经具备，但允许说者自由，充分表达意见和要求听者耐心听、细心听、平等听的条件尚有很大的欠缺，要做到兼听则明，就应该创造、完善第二个条件，具体设想如下：

　　1、完善辩护制度，扩大辩护人的辩护自由度，从制度上保障说者自由、充分表达意见。

　　第一，取消“被告人、辩护人的发言须经审判长许可的规定”。

　　在庭审过程中，由于审判长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发言拥有批准权，经常导致审判长无理由限制、剥夺被告人、辩护人发言的权利，而对于控方的发言权，从未加以限制。为保障兼听则明，应该取消这一不合理的规定。

　　第二，在庭审过程中，应该赋予被告人、辩护人可以向公诉人发问权的规定。

　　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及辩护人向公诉人发问有利于审判人员查清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虽然公诉人背后有强大的侦查系统、专门的审查起诉制度作为“坚硬的后盾”，但由于侦查的“滞后性”、起诉的“人为性”和利益的“偏狭性”，在证据材料的搜集、排除和运用上有可能出现差错，对法律的理解上有可能出现偏差、误解。在法庭上被告人、辩护人向公诉人发问可以揭示控方的薄弱地带，揭露控方的错误地方，这样更能体现庭审的对抗性，更能充分发挥双方的“战斗力”，这样更能保障说者的表达权。

　　第三，规定裁判文书要体现辩护意见对裁判结果的影响力、约束力。

　　法律应当规定裁判文书中要阐述被告人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并对辩护意见充分辩驳，这样能够保障审判人员不得不听取被告及其辩护人的意见。具体来说，法官的判决书、裁定书必须建立在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和辩护意见的基础上、必须充分考虑控辩双方的主张及理由后才能作出判决。

　　第四，为保障说者充分、自由表达意见，应清除阻碍律师充分辩护的外部障碍。

　　律师作为被告的“代言人”和权益维护者，同样应该保障他们能够充分、自由表达意见。但从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律师的辩护自由度小、活动空间窄，辩护难以充分。为改变这种状况，应从立法上作出改革，以充分保障和落实律师充分辩护的权利。（1）将律师在侦查阶段活动定位为辩护人。律师不仅是法律帮助者，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辩护人，能够提出辩护意见维护被追诉者的权益。侦查阶段的律师不是辩护人，势必影响律师的辩护作用，造成司法人员不重视、排斥律师的后果。（2）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取消有关单位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审批权。（3）赋予真正意义的调查取证权，取消律师调查取证须经“有关单位同意”的规定。（4）扩大律师的阅卷权，阅卷不应仅限于诉讼文书、技术性材料、鉴定材料。（5）建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证人出庭作证，有利揭露证言的真假，揭示事实真相。（6）赋予律师在场权。侦查人员、检察人员讯问、取证时律师可以在场，这样可以了解案情，也可以监督司法活动。（7）赋予律师言论豁免权。司法实践中，律师在执业过程中放不开手脚，原因在于刑法306条“妨碍作证罪”的束缚。取消该条款已经成为众多人士的强烈要求。（8）建立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制度。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可以杜绝法官先定后审的现象，将审理案件的重点转移到法庭辩护阶段。

　　2、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强化法官职业意识，保障法官自觉作到耐心听、细心听、平等听。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个有素质的法官在法庭上应当礼貌地听审、聪明地回答、清醒地思考，公正地裁判。培根大法官也说过，听证时的耐心和庄重是司法工作中的基本功，而一名说话太多的法官就好比是一只胡敲乱响的铜钹。一个在庭审中表现得烦躁和粗鲁的法官，我们难以相信他能作出公正的判决。在我国，要选拔和培养有较高素质的法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