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明安：判断政府规制行为本身是否正当，在于具体的规制措施是否“必要和适当”。

 　　所谓“必要”，应是维护公共利益或保护他人的权益所必须，至于何谓“公共利益”和怎么认定“公共利益”，则应由“公共利益”的主体———社会公众或人民代表机关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如听证会、论证会、网上讨论等）确定；所谓“适当”，主要指符合比例原则，即在多种可能的方案（政府欲实施规制，必须提出多种方案）中选择对财产所有权人和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损害最小、负担最小的方案。

 　　程洁：从效用的角度理解，政府介入的适当性就在于强制要求的结果，能够提供交易所需要的“自然市场”条件，从而促成双方的交易。

 　　公民配合执法，政府可以奖励

 　　新京报：本草案的上位法依据是什么？

 　　姜明安：此项政府规章的主要立法根据有二：其一，《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4条：住宅用房的租赁，应当执行国家和房屋所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租赁政策。其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7条关于房屋出租人的义务和违反义务的法律责任的规定。由此可见，这一规章是有法律根据的。

　　新京报：具体到处罚条款，你觉得是否合法、合理？

 　　薛刚凌：总的来看，规定的导向是对的，但我建议对于一些义务性设定，政府应该多使用鼓励的手段，公民配合了应该奖励；而不是附加义务进行处罚。毕竟，出租人没有权力，也缺乏手段去查承租人的隐私。

 　　程洁：具体的说，草案列举了25项可以进行处罚的项目，而且主要为金钱制裁，数额从200元到3万元不等，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条款还存在问题。

 　　第一，某些罚款缺乏法律依据。例如除了登记义务之外，《》并未规定其他租赁行为违法并规定处罚，因此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作出相关罚款规定缺乏法律依据。

 　　第二，存在超越权限设定的处罚。如果说房地产管理部门责令补办手续并要处以罚款是有依据的，因为《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32条规定，不登记备案不按期申报、领取《房屋租赁证》的，责令限期补办手续，并可处以罚款。但是建设部的规定是在合同订立后30天，而北京市的规定则是在3天。当然，前者也仅适用于城市地区的房屋，不适用于农村地区的房屋。

 　　第三，有些处罚限额的设定越权。如上所述，《行政处罚法》规定，罚款的限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北京市政府显然无权在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超越北京市人大设定行政处罚的限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