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事实交织。这是刑民交织案件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由于刑法和民法都对该项法律事实作了相应的规定，且竞相要求适用于该法律事实，从而构成刑民案件交织。这实质上是源于法规竞合。事实交织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提起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例如，甲乙二人签订合同，事后发生争议。甲既可能作为合同纠纷提起民事诉讼，也可以合同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控告，引发刑事诉讼。两种诉讼均以甲乙之间的合同关系作为事实基础。在此情形下，应当遵循“刑事优先”原则。具体来说，如果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尚未受理该案，那么，应裁定该案不予受理，案件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通过刑事诉讼先予解决;如果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已经受理该案，那么，应裁定驳回起诉，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对此，司法解释已作出相应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另外一种情况是与主体关联联系在一起的事实关联。如在存单被冒领纠纷案中，侵权人既侵犯了储户的合法权益，又欺诈了银行，与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储户和银行都有关联。在这种情况下，不一定实行先刑后民，可以分别审理，从时间上来说，民事案件也可以先行审理，以保护民事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是标的物的交织。就是刑事案件所涉及的具体财物是另一个民事案件所争议的标的物。例如，有涉及房屋的合同诈骗案，房屋既是犯罪分子行骗的幌子，又是涉及房屋买卖的合同纠纷案件中又是争议的标的物。在这种情况下，原则上是先刑后民。

　　(二)合同纠纷、合同诈骗交织案件的实体问题

　　人民法院以判决的形式来解决案件的实体问题。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交织案件的实体问题的探讨主要是，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之间的预决力问题，这也是审判实践中迫切需要明确的问题。

　　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证明标准方面存在很大不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在诉讼实践中虽然不太好操作，但犯罪行为的主体必须确定无疑，即排除了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性。而在民事诉讼中，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适用证据占明显优势的证明标准。这一证明标准显然低于刑事证明标准。由此引发，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相互间有无约束力的问题。

　　第一，就同一事实，民事裁判在先，刑事裁判在后。刑事判决中对事实的认定，可以参考民事判决书对事实的认定，但不受民事裁决的约束。如果民事诉讼中，对事实的确认是基于“证据的明显优势”，而在刑事诉讼中，没有发现其他证据予以补强，可以按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成立处理。

　　第二，就同一事实，刑事裁判在先，民事裁判在后。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应当作为民事裁判的依据。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也并非绝对，在刑事判决宣告无罪的情况下，不能将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简单地一概运用到民事判决之中，这是因为被告不承担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不承担民事责任。

　　在民事判决生效以后才发现犯罪嫌疑从而展开刑事追诉，其结果就可能发生民事判决与刑事判决的冲突，出现民事判决明显错误的问题。例如，在合同纠纷案件中，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认定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而在后来的刑事诉讼中，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犯有合同诈骗罪。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呢?

　　对此，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主张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在先的民事判决;其二，主张由法院作出补正裁定，建立修正判决的裁定制度，以维护司法统一、判决权威，方便被害人免受讼累。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所谓民事裁定，是指法院对民事诉讼中的程序问题以及个别实体问题所作的具有诉讼法上约束力的判定。民事裁定主要解决程序问题。而在刑民判决冲突的情况下，需要撤销在先的生效民事判决，这显然不属于诉讼中的程序问题，而涉及对案件实体问题的最终处理，因此，以裁定的方式撤销生效民事判决，显然不妥。反过来，倘若允许以裁定的方式撤销生效民事判决，又如何维护生效民事判决的权威性、严重性?生效的民事判决具有既判力，不能随意撤销，若需撤销，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方有理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