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例如，葡萄牙宪法第66 条第1 款规定：“全体公民都有权享受不损害其健康的生活条件，同时也有义务保护环境的洁净。”多数学者认为，环境权利与环境保护义务的统一是环境权的基本特征，参见吕忠梅：《论公民环境权》，《法学研究》1995年第6期，第62、64页。

　　[4] 参见徐祥民：《环境权论——人权发展历史分期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4 期，第125页。

　　[5] 参见吴卫星：《环境权内容之辨析》，《法学评论》2005年第2期，143页。

　　[6] 1975年《宪法》第6条第2款规定，“矿藏、水流，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 1977年《宪法》只将“其他资源”明确为“其他海陆资源”。

　　[7] 例如，《河道管理条例》第24条即通过限制河地的利用方式，达到保护河道安全、通畅的目的。

　　[8] 河地的利用受到用水、治水与通航等的限制，但仍属于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体系，参见《河道管理条例》第21条。

　　[9] 我国台湾地区《土地法》第12条第1款规定，“私有土地，因天然变迁成为湖泽或可通运之水道时，其所有权视为消灭。” 谢在全教授认为，此时土地所有权因标的物的灭失而消灭。也有论者因同条第2款规定，“前项土地，回复原状时，经原所有权人证明其为原有者，仍回复其所有权”，而主张这只是所有权的暂时停止，或者虽消灭但有回复可能（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2页）。我国《土地管理法》上没有类似规定，但是民法学理论均认标的物灭失为物权消灭的一般原因。故笔者认为，因河流长期而非季节性涨水淹没两岸土地的，依理应认定土地所有权因土地灭失而消灭。但是，其后因水位下降而露出土地的，所有权回复的方案未必足以适用，因为新露出的未必恰好为淹没的土地，且有“厚此岸，薄彼岸”的可能，所以可能仍需配合或者干脆直接适用土地添附制度，才能解决新土地的归属问题。在我国现行法上缺乏土地添附制度的情况下，已消灭的土地所有权应无回复的可能。

　　[10] 比如《黑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第5条第1句规定：“河道水土资源除集体所有的土地外均属全民所有。”《山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10条第3款规定：“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土地属国家所有，由河道主管机关统一管理。”

　　[11]该法第37条规定：“本法不适用于土地改革业已基本上完成的地区。”

　　[12]其第4条规定：“依据一九五〇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及有关规定，凡当时没有将土地所有权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实施一九六二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以下简称《六十条》）未划入农民集体范围内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李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