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非法占有之票据。所谓非法占有之票据是指以欺诈、偷盗、胁迫、抢夺（劫）等非法手段取得占有的票据。在民法中，如让与人是以偷盗、欺诈、胁迫、抢夺（劫）、拾得等方法取得对动产占有的，即使受让人受让时为善意，仍不能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并对原所有权人负返还义务，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280条规定：“现实占有人如其占有的窃盗物或遗失物系由市场、公卖或贩卖同类物品的商人处买得者，其原所有人仅在偿还占有人所支付的价金时，始得请求回复原物。”《德国民法典》第935条第一款规定：“向所有人窃盗物、所有人遗失或其他原因丧失物的，不发生依第932条至第934条的所有权的取得。所有人只为间接占有人的，对占有人丧失物时，适用相同规定。”《日本民法典》第193条规定：“于前条情形，占有物系盗赃或遗失物时，受害人或遗失人自被盗或遗失之日起二年间，可以向占有人请求返还其物。”

　　正是因为各国民法都有如此类似的规定，故学者普遍认为赃物等非法占有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我国司法实践，历来也采取这种观点。但笔者以为以“保护所有人利益，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19]为理由，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善意取得制度创设的前提就在于牺牲动产原所有权人的利益，来换取交易秩序的稳定（即维护动产的动的安全），正常的社会秩序也包括由善意取得所确立的合理的交易秩序在内。此外，除法律明令禁止或限制的流通物外，对于其他“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物”也不能排除善意受让人为再转让的可能，如赋予原所有权人追回的权利，无异于是要求受让人对在此之前的每一笔交易有调查核实的义务，这既增加了交易的成本，也使相关当事人丧失对正常交易秩序的信心。原所有权人因盗窃等事由，其对动产所有权的稳定状态已被打破，但这毕竟只关系到其个人利益，而立法则不应以对关系到多数人利益的安定交易秩序的破坏（即对更是社会利益的财产的动的稳定状态的破坏），换取原稳定的财产状态。赃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原则，其存在的理由如充分必要，那么，该理由同样也可适用于善意取得制度，如此就会将人们导入一种悖论之中。另外，相比较原所有权人对侵权行为人主张损害赔偿，原所有权人对于善意受让人等正当占有人主张返还，在技术上要复杂得多，譬如，原所有权人以支付价金为对价主张善意受让人返还，而所付价金的补偿仍需有侵权行为人的赔偿予以补偿，如果原物已对原所有权人失去意义，原物的返还也就毫无意义。正因为赃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原则的不合理性，《德国民法典》第935条第二款的规定也才有所修正，但这种修正仍不充分。而从各国票据法的规定来看，其修正的充分性才达到了其应有的程度，如我国《票据法》第12条的规定。

　　3.未有交付之票据。无论出票行为，还是背书行为，其形式生效要件有二，一为证券的记载，一为证券的交付。出票人仅有出票的记载，而并无有意交付票据的行为，但“收款人”以非正常方式持有票据的；以及持票人虽有背书的记载，但未有票据的交付，但“被背书人”以非正常方式持有票据的，此类票据都可称为未有交付之票据。就第一种情形而言，出票行为未完成，票据权利未创设，“出票人”对任何持票人均不承担责任，除非“出票人”对“票据”的流失有过错。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未有交付的“背书人”。但此时的“票据”毕竟具有了合格票据的外观，受让人依照善意受让的要求从“收款人”或“被背书人”处受领该票据的，根据我国《票据法》第4条第三款的规定，无权让与人因其签章，都要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对善意受让人及其后手承担票据责任，对于“收款人”而言，其此时的地位实为出票人的地位。因此，在未有交付之票据上发生善意受让的，应为有效受让，凡票据上的真实签章人都要对善意受让人承担票据责任，这是票据行为独立原则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