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精神损害赔偿以客观上造成严重后果为要件。《解释》第8条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这表明，在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是以客观上造成严重后果为要件的。假如侵权行为人没有在客观上造成所谓的“严重后果”，则即使其实施了侵权行为，也不要求其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解释的合理性也是值得推敲的。例如，在不伤及他人健康的情况下强行抽取他人血液进行贩卖的行为，或者在不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强制或者偷偷摘取他人身体器官用于器官移植的行为等，显然没有在客观上造成严重后果，但如因此而否认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对被害人而言，明显是有失公平的。
以上两点表明，该《解释》所做的突破，依旧是比较有限和保守的突破。当前，随着社会进步所必然带来的人们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和因此相伴而来的人们对精神健康要求的越发重视和提高，这种立法规定的欠缺已经越发明显和暴露，进一步扩大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已经成为我国正在讨论制定的未来《民法典》的一项重要工作。
二、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刑事立法缺陷
精神损害是侵权行为的一个结果，由于侵权行为本身就包含着犯罪这种最为严重的侵权行为，所以，对于人们的精神健康，不仅需要从民法上加以保护，也需要从刑法上加以保护。为此，我国刑法也对人们精神健康权的保护问题作出了规定。但与我国民法规定不同的是，刑法在规制精神损害、保护人们的精神权益时却表现出了明显的价值冲突。具体来说，刑法一方面在明确肯定和保护人们精神权益的同时，又从另外一些方面表现出了否定人们精神权益的立法倾向。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我国《刑法》对精神损害的规制及其欠缺
《刑法》对精神损害的规制主要是通过其对一系列涉精神伤害犯罪的规定来加以体现的。从其规制这些犯罪所体现出的理念来看，《刑法》在精神损害方面似乎首先倾向于与我国民法的规定保持一致，亦即承认精神损害对人们身心健康的不良影响，防范侵害他人精神权益的行为发生，并对已发生的侵害他人精神权益的行为加以打击和惩罚。正因为如此，该法在规制侵犯人们精神利益并造成人们精神损害的犯罪行为方面，表现出了较为严苛的特点。例如，强奸罪是一种法定刑相对较重的犯罪，而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犯罪对作为被害人的被强奸妇女造成了巨大的、甚至是难以弥补的精神创伤。这一点，实际上在《刑法》对奸淫幼女罪的规定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正因为如此，《刑法》对奸淫幼女罪的处罚也才显得更为严厉。这似乎已经不难说明，《刑法》对公民精神权益的保护是非常重视的，其对侵犯公民精神权益，损害公民精神健康的行为的惩处也是极为严厉的。而《刑法》在这一点上似乎还没有裹足不前，为了进一步突出其对精神损害规制的重视，它还专门将侵犯他人人格和名誉、造成他人精神损害的侮辱罪和诽谤罪作为两种单独的罪名来加以规定。 这无疑更加宣示了其对公民精神利益的承认、重视和维护。除此之外，《刑法》对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的规定，以及对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侵犯通信自由罪、盗窃、侮辱尸体罪、抢劫罪、绑架罪等若干涉及人们精神权益的犯罪的规定也都无不体现了该法对人们精神权益保护的重视。 然而，另一方面，让人费解的是，《刑法》第36条第1款却又同时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很显然，《刑法》的这一规定是将对人们精神利益的损害赔偿明确地排除在刑事侵权损害赔偿之外。这样一来，就不能不使我们对《刑法》在对待精神损害规制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的确定性表示质疑，因为在《刑法》是否真的重视保护人们的精神利益方面，我们的确难以得出一个确定性的结论：假如我们根据《刑法》对强奸罪、侮辱罪、诽谤罪等各类涉及精神伤害的犯罪的规定而推论出其重视保护人们的精神利益，则该法第36条第1款的规定便难以解释；而若非此，我们似乎又很难解释《刑法》在规定强奸罪、抢劫罪等涉精神伤害犯罪时，对其惩处相对于那些非精神权益伤害犯罪较高的立法动因，也难以合理解释《刑法》专门将侵犯他人人格和名誉、造成他人精神损害的侮辱罪和诽谤罪作为两种单独的罪名来加以规定的目的所在。可见，在对人们精神利益的保护方面，《刑法》陷入了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