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之三：绑架罪立法存在起点刑明显偏高的缺陷。刑法规定了400多个罪名，其他所有重罪的起点刑均为三年，唯独绑架罪的起点刑为十年，明显偏高。象上述两则案例，在认定是构成勒索型绑架罪还是构成索债型拘禁罪模棱两可时，如果定非法拘禁罪，则可能在三年以下量刑，而如果认定为绑架罪，则至少在十年以上量刑，两者相差至少七年有期徒刑的差距。这不能不令人乍舍。这样的抉择，对于任何一个法官来说，都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也正是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部门孜孜以求、费尽心机地硬要将勒索型绑架罪与索债型拘禁罪分出个“你死我活”的根本原因。［4］基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有的学者提出，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重置刑法条文，即删除刑法第238条第三款关于″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的规定，同时在刑法第239条关于绑架罪的处罚中，增加规定一个“情节较轻时”的处罚原则，以此来容纳诸如为索债而实施绑架等″事出有因″的情况。［5］笔者认为，这不失为一个好方法。这样既能有效地解决实践中那些避重就轻的现象，充分发挥刑法惩治之功能；同时，又能彻底摆脱理论上和司法实务上的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