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分析，我们认为，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中行为人明知的“危险”，只能是发生为刑法分则所要求的严重的具体危害结果即重大伤亡事故的危险，而不能是发生一般的、抽象的危害结果的危险或者是对危害结果发生仅具有一般的、抽象的不安感。

　　三、如何认定本罪的罪过形式

　　关于本罪的罪过形式问题，刑法理论界目前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本罪行为人主观上对发生的重大伤亡事故的心理态度，通常是过失，但在个别情况下，也不排除放任的间接故意的存在。[13]

　　第二种观点认为，从表面上看，刑法第138条使用了“明知”一词，似乎表明本罪主观上是故意。但故意是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统一，仅仅明知教育设施有危险，并不等于刑法上的故意；认识到存在危险时，也可能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从法定刑来看，本罪也应限于过失。因此，本罪表现为过于自信的过失。[14]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即行为人对发生的重大伤亡事故而言，既可以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也可以是过于自信的过失。[15]

　　我们认为，主张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主观上可以是间接故意的观点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在明知校舍、教育教学设施或者不及时报告而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行为，与行为人出于故意的心理态度而实施的不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时报告而造成的重大伤亡事故行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就应当将他们视为两种不同的犯罪来处理，以体现刑法对不同性质的犯罪行为的不同评价，否则就与我国刑法奉行的将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分别规定这一科学的立法惯例相抵触；而且，两者危害社会的程度也显不相同，如果对两者适用同一的法定刑的话，就不利于切实贯彻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那么，在肯定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主观上只能是过失的前提下，还有没有必要来具体认定该罪的过失形式究竟包括哪些过失形式呢？如果仅仅从量刑的意义上来看待该问题的话，就没有必要再来对该问题作过多的讨论，因为，将犯罪过失区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与过于自信的过失对量刑没有意义。[16]如果从科学划定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的成立范围及提升司法的科学性方面考虑，就有必要对该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我们认为，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既可以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也可以是疏忽大意的过失。而不宜仅仅根据刑法第138条规定的“明知校舍、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的条件，而将本罪的罪过形式误认为只有过于自信过失一种。诚然，刑法第138条规定的“明知校舍、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一语，是立法者为了限制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的成立范围，但是，该规定只不过是要将那些从来不知道校舍、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的人的不采取措施或者不报告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行为排除于犯罪的成立范围。但并不意味着立法者要将对发生的重大伤亡事故出于疏忽大意过失的不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时报告的行为排除于犯罪的成立范围之外。例如有些人员虽然曾经知道校舍、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并认识到如不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时报告就可能发生重大伤亡事故，但在得知校舍、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情况的当时，由于某种原因而忘却了已经知道的情况，因而疏忽采取措施或者及时报告，以致导致重大伤亡事故发生。这种情况即是对重大伤亡事故出于疏忽大意过失心理态度的行为，也应当以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论处。因为，行为人对发生的重大伤亡事故，无论是出于过于自信过失还是出于疏忽大意过失，在客观上对社会造成危害的严重程度并没有什么差别，因而，如果只处罚过于自信过失犯罪而不处罚疏忽大意过失犯罪的话，就与刑法理论上的通行见解和刑法惩治过失犯罪的精神相违背。刑法的规定仅仅表明立法者认为，构成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行为人只要对校舍、教育教学设施存在的危险有认识就可以，而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一直具有这种认识。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既可以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也可以是疏忽大意的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