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的界定：不法侵害人还是不法侵害行为

　　我国现行的刑法理论将防卫对象界定为不法侵害人，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正当防卫的构成论述中，无论哪种观点都将“防卫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实行，而不能对第三者实施防卫行为”作为正当化条件之一。当然也有著作明确提出“实施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必须对不法侵害人实施” 以及“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实施，这是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 的。这似乎已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所谓的事实是否经的起理论的追问呢？

　　1、“不法”侵害行为的界定。一般的行为应该包括如下要素：（1）行为主体；（2）行为意识；（3）行为方式；（4）行为对象；（5）行为结果。对行为性质的认定是通过评价行为要素实现的。一个犯罪行为必然是在行为主体上，符合刑法规范对主体因素的规定；在行为意识上具有过错；在行为方式上实施了一定的方式；在行为对象上必是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并且是不属于“我的”；在行为结果上具有造成危害的现实可能性或已经造成危害。但行为的不法性并不需要上述行为要素都具有现实的刑事可归责性。一个违反民事规范的行为，可以在主体上降低标准，也可在行为意识上扩大范围，更可以在行为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更大的自由度，还可以对行为对象作更大的解释，当然行为结果也可以出现更多的状态。总之，“不法”的范围要大于犯罪，并且包括犯罪。

　　不法侵害行为之不法主要表现在行为结果的不法上。只要侵害是现实的，即会造成可预计的损害结果，即使侵害人没有故意或者没有可归责性，进行防卫也是合理的，因为这不仅是结果无价值，亦是行为无价值。任何要求防卫人在实施防卫前就预先给侵害人的侵害行为标上犯罪标记的规则，都是非理性的，都是对法益私力救济的严格限制。这样一来，“我”就无法正确判断“我”是否真的应该实施防卫行为，还是置之不理或者求救于公力？因为我对对方行为性质判断的正确性并不是必定的，这致使我是否进行防卫有所顾忌。

　　2、我的界定——不法侵害行为。如前所述，行为已经包含行为主体这一要素，不法侵害行为也就包含了不法侵害人这一要素。因此，在任何提及不法侵害行为的场合，不法侵害人就是个隐含物，虽然在文字上没有表明，但实质上它确实存在。在防卫行为针对不法侵害行为的表述中，已经隐含着防卫应当针对不法侵害人的潜台词。强调防卫行为针对不法侵害人不是不可，但这是将不法侵害人作为第三者（防卫人可能加害的对象）的对应人而存在的，它实际上强调的是防卫不能针对第三者实施。因此，说“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实施，这是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实际的意思是防卫加害的对象是不法侵害人。加害的对象与防卫的对象不是同一个概念，就像防卫保护的对象与防卫的对象不是同一个概念一样。

　　就防卫的目的而言，防卫的对象应该是防卫的根本目的的指向。防卫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法益。由于为了保护合法利益，就必须对侵害人实施相应的能够阻止其实施或已经实行的不法侵害行为的行为。因此，对不法侵害人的加害是阻止不法侵害行为的必然。在这里，加害不法侵害人是作为手段而存在的，阻止不法侵害才是根本目的的指向。因此，正当防卫的对象就是不法侵害行为。

　　就防卫的基础条件而言，防卫只能在不法侵害行为存在的情况下实施。没有不法侵害就没有防卫。虽然行为的存在以人的存在为前提，但这是实际的而非规范的。在规范上人的体现通过人的行为的实施。没有行为就没有规范的人。因此人对法的实际意义在于人的行为。不法侵害人存在的形式是他的不法侵害行为，“我”存在的形式是“我”的防卫行为。虽然侵害行为针对的是“我”，但我的防卫行为不针对他，而是他的行为。因为只有当他的行为在法律上具有实在的规范意义时，我才能进行防卫。可见，防卫和侵害之间的关系就是理性实践，因而是伦理的，即实践着的道德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