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刀挟持并伤害出租车司机、劫持出租车、抢劫现金及高值易套现财物，甚至公然拒捕袭警……这是2003年5、6月间在兰州市城区频频作案的犯罪嫌疑人梅军、齐涛的罪恶“表演”，他们的演技虽然不算高超，但却给金城出租车业带来了恐慌和不安全感。作为出租车司机被抢劫案件的主侦部门，兰州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的领导对这些案件非常重视，责成刑侦大队限期破案，分局督办，刑侦大队当即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迅速展开了工作。经过齐心协作、不懈努力，几番波折，专案组终于在7月22日、25日分别将齐涛、梅军抓获，进而破获此类案件数十起，不仅狠狠地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也给出租客运行业创造了良好的治安氛围。
　　
　　歹徒虽然已被绳之于法，但是通过综合分析本案的侦破过程，我们不难看到，相对于破案的收益来说，我们的侦破成本结构的不合理和反常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妨导入这样一个公式：实际侦破成本＝必然成本+额外成本+偶然成本，必然成本包括侦查部门为侦破案件必须耗费的最低限度的人力、物力和社会资源的总和，是破案的必要条件，可简称为“支出”；偶然成本是在案件侦破过程中由于意外、不可抗力、工作失误、自身素质及其它偶然因素的出现和发生而造成的损失；额外成本则是指由于偶然成本的出现，为弥补损失而耗费的人力、物力和社会资源的总和。偶然成本和额外成本的总和可简称为“付出”。一个理想的侦破成本结构中，“支出”趋近于最低必要限度，“付出”则应趋近于0.而在一个较为合理的实际侦破成本结构中，“支出”＞“付出”，二者都应在必要和合理的限度之内。在本案中我们不难看出，“付出”远远大于“支出”，造成不合理的破案成本支出，也正是本案一波三折的内在原因和主要原因。不妨让我们深入本案的侦破过程中去，看看这种反常的、不合理的侦破成本结构是如何具体形成的。
　　
　　专案组在研究分析了这一系列抢劫案的特性和共性之后，果断串并案，并制定实施了侦查方案，一、在易发案地及租车地、抛车地进行走访、摸排；二、带领受害司机在这些地段进行寻找；三、对被抢劫的赃物进行监控，尤其是手机。但是，这些工作尽管做得很扎实，量也很大，面也很广，案件的侦破却并无进展，相反，在这期间，仍有案件在不间断地发生。6月20日晚又连续发生了两起案件后，专案组根据案犯作案的时间规律，经过反复勘查地形，制定了守候抓捕方案：确定四个守候点，一个流动巡逻点，每点四名干警，时间定在了6月26日晚。当晚，在局领导和大队各位领导的统筹布署下，大规模的守候行动开始了，刑侦大队全体干警全部都参加了这场战斗。自晚22时30分开始，守候至27日凌晨0时30分许，这二名劫匪果然又租了一辆车来到“三五一二”厂西大院巷道内抢劫，正在这二人已将司机控制住准备将车劫走时，在此巷道内的守候小组尤如神兵天降，将这二名劫匪堵在了车内。如果此时就顺利把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那么此案的“支出”和“付出”都是在可接受的合理范围内，实际侦破成本结构还是趋于合理的。
　　
　　也许是胜利来的太突然，让守候民警放松了警惕，违反了查缉战术的操作规程，将二犯罪嫌疑人堵在车内，坐在司机座上的犯罪嫌疑人梅军用花言巧语麻痹了民警，突然开门夺路而逃，而在助手座的另一犯罪嫌疑人齐涛利用民警分神的一瞬间，也冲开了车门准备逃跑，但守候在另一侧车门的民警反应机敏，将他一把揪住，齐涛手持利刃捅向民警，民警反应机敏向后一躲，刀捅在了下巴上，齐涛趁机一脚踹倒民警后也逃之夭夭。突然的变故加上专案指挥员对守候安排考虑不尽周密，点与点之间失去联系，互相不知道对方的确切位置，造成梅军、齐涛二人袭警逃跑后各守候点一片混乱。由此可知，偶然成本的产生正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失误，包括①、指挥者对现场紧急状态出现的准备不足、仓促应战和顾此失彼；②、守候民警错误的判断和明显失误的缉捕战术实施；③、接应守候民警接受指令不明造成配合失误。而这三点失误的深层次原因还得从自身素质的养成和发挥上好好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