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明星代言有不少工作要做，通过对现有立法进行一定程度的扩张性解释，增强其可操作性，也不失为途径之一。

　　比如应对民法通则的一般规定作出扩张性立法解释，包括侵权责任主体上的扩展解释，即侵权责任的承担不能仅限于现有法律规定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而应该涵盖广告的代言人;同时，通过对产品责任规范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还可将代言行为视为“准销售行为”。

　　当然，根据法学上的共同侵权理论，若明确规定代言问题广告当然承担连带责任显然过重，明星应当承担相应的过失责任。

　　明星代言虚假广告也有可能入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五条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生产、销售假药罪或者生产、销售劣药罪等犯罪的共犯论处：……(四)提供广告等宣传的”。因此，对“提供广告等宣传”进行扩张性解释，使明星纳入其范畴，或许也能使刑事法律成为惩治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