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1979年刑法的修订过程中，刑事责任问题再次成为学者们议论的“焦点”之一。有学者甚至主张，在修改刑法典时，应将“犯罪-刑罚”的总则体系改为“犯罪-刑事责任”的体系，将刑罚的有关内容纳入刑事责任的范畴之内，并按照刑事责任的内在逻辑予以规定。（注：参见张文等：《刑事责任要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第255页。）与理论研究的上述状况不同的是， 我国刑事立法对此问题的反映却有失敏锐。现行刑法仍没有给刑事责任留一席之地，即使对量刑原则也同样采取“暗含式”规定，其具体内容则完全沿袭了1979年刑法第57条的规定（法条顺序由原来的第57条变为第61条），颇令人费解。其实，在刑法的修订草案中，也曾增加了两个量刑原则，即：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对犯罪分子判处的刑罚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在研讨过程中，绝大多数学者和司法实务部门认为，这两项原则不仅仅涉及到量刑，也是定罪原则，应当作为整个刑法的基本原则。后来，立法机关采纳了这一建议，将这两项原则分别规定在刑法第4条和第5条，即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注：参见赵秉志主编：《新刑法典的创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页。）但笔者认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固然对量刑过程也有指导作用，但量刑原则更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形式。客观实害和主观恶害的归责要素虽不能在刑事责任中加以明确规定，但至少也应该在量刑原则中得以反映。因此，就我国刑法而言，主观恶害的内容无法可依，不能不说是立法中的一项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