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扭送行为与正当防卫非常类似，实践中的区分最简单的是行为起因和行为目的的判断。扭送行为的起因包括曾经发生的犯罪事实和正在发生的犯罪事实，而正当防卫的起因只能限于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扭送行为的目的是制服犯罪人送至司法部门处理，而正当防卫的目的是防卫自身和他人利益不受侵犯。

    黄：其实，自救行为与正当防卫行为是更难区分的两类正当化事由。自救行为的基本要求是：权利受到侵害的人，在法律程序不能或难以恢复权利的情况下，依靠自己力量救济权利。与正当防卫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侵害正在发生，而后者是侵害已经实施终了。前面我们提到的送水站老板的行为中，实际上既包括自救行为，也包括扭送行为。夺回赃物是自救，制服犯罪嫌疑人则是扭送。

    蒋：我以为，如果说国家的公力救济是一种经常性措施，正当防卫则是一种补充手段，但正当防卫制度并非万能，对于侵害已经结束而公力救济又不能及时的情况下，自救行为和扭送行为便被赋予进一步补充的意义。同样，紧急避险作为紧急情况下解决义务轻重权衡的法律问题的制度，其缺陷也存在。比如，如果义务不可选择，如何解决此类法律问题？如甲带两个孩子渡河，中途翻船遇险，时间只足以救助一个孩子，救助谁？这不仅仅是道德上谁优先的问题，关键是行为人本身负有两种义务，基本上同等，在不能同时救助的情况下，不救助谁都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

    黄：你所提到的问题非常有意义。正当防卫、自救行为和扭送都对国家公力救济具有补充作用，紧急避险要求行为人在紧急情况下选择承担的义务。这里有一个义务选择的问题，比如面临生命危险侵入他人住宅，又如遭受重大财产损害选择较小的损失。但在无可选择的情形，应当承认行为人都负有义务，但他没有能力履行两种义务。西方理论是通过义务冲突理论来解决的，并将义务冲突作为正当化事由之一。通说认为，义务冲突是指存在两个以上不相容的法律义务时，不得履行其他义务的情形。成立的基本条件是：冲突的数个义务同等，均为法律义务，而非道义义务、宗教义务，在义务轻重上基本相等。

    蒋：您所提到的义务冲突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但我总认为，是否不引入义务冲突就不能解决我们实践中的问题？比如，甲与母亲、妻子出游，母亲、妻子同时遇险，甲救助母亲而未来得及救助妻子，显然，甲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如何解释？如果没有义务冲突理论，是否就不能解释甲未能救助其妻的刑事责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