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刑事诉讼参与人诸多诉讼权利，实现刑事诉讼法的公正性，要求确保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实现。也就是说，只有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尤其是被告人、被害人的权利得到了保障，才能体现刑事诉讼法的公正性。首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刑事诉讼被告人、被害人对诉讼过程参与得越充分、越有效，他们对诉讼结果的影响越大，而不是仅仅流于形式、走过场，这是刑事诉讼公正性所必需的。其次，受到平等对待是人类本能的一种愿望，司法机关对平等对待每一位诉讼参与人，保障每一位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实现，使他们的诉讼请求和实体权益受到同等尊重和关注，有助于诉讼参与人特别是被告人和被害人产生受到公正对待的印象，他们会认为其权益和人格尊严受到了尊重，他们所提出的证据、事实和主张得到了司法机关合理的考虑和采纳，从而使刑事诉讼被告人与被害人获知并了解，司法机关所作出的决定不是轻率的，而是依理依法，经过慎重的分析以后得出的结论。确保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实现，有助于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诉讼程序乃至国家法律制度的权威性产生普遍恶信服和尊重。因为刑事诉讼中公正的要求，不仅是确保公正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得到切实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样，被告人认同，被害人认同，人民群众也满意，就会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尊重法律程序和法律制度的良好法治环境，对社会的稳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对被告人、被害人权利保障的作法。

　　1、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一）首要的是转变执法观念，贯彻“疑罪从无”原则。

　　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一直偏重于打击犯罪的价值取向，而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重视不够，很多执法人员的思想方法和思维习惯并没跟随时代发展的步伐，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长官意志、官僚意识、特权思想、阶级斗争等思维习惯还一定程度存在，另外，执法环境也有很多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比较普遍，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的执法观仍然较浓厚，重打击，轻保护和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长期盛行，然而，人类社会向文明进步的表现之一是对人权的尊重，不仅是对社会中守法公民之权利的尊重，而且包括对那些违法或者可能违法的人的权利的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坏人”权利的尊重比对“好人”权利的尊重更能体现社会文明的进步。因此，我们在刑事司法活动中要加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特别是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中，公正与效率可能发生冲突，绝不能以效率牺牲公正。我们为数不少的执法人员有这样的心理倾向：把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乃至被害人的合法权利视为打击犯罪的一种必要的代价。司法人员中有种观念认为，执法的任务就是抓人、判刑，就是打击犯罪，提到保障权利，就会导致“打击不力”，而且，只要打击了少数人的犯罪，就相应的保护了国家、社会和绝大多数公民的权益，一切以打击犯罪为重心；甚至对超期羁押问题，还有人认为有助于查清事实，偶尔可以变通允许。执法观念的转变成为了一个坚巨任务，同时也日渐迫切。

　　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现代法治国家所要求的一种执法观念。司法人员坚持无罪推定原则，以求防止先入为主，养成中立、客观的调查习惯，能保证客观公正地收集证据并查明案件事实。无罪推定原则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罚追究，刑事诉讼中贯彻“疑罪从无”原则，是保障被告人权利的基础。

　　（二）确保被告人的知悉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有：回避权；辩护权；有权对法庭上质证的证据发表意见；庭审中，有权申请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勘验；最后陈述权；对自诉人提起反诉；上诉权；申诉权等。简易审虽然较普通程序更加简便，不受一审普通程序关于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规定的限制，但是被告人基本的诉讼权利不能被剥夺，只有确保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被告人的知悉权，才能使被告人通过行使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让自己的意志得到承认和尊重，使他们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其命运受到法律机关任意摆布的客体，而是一个独立的诉讼主体，便会使他们从心理上真诚的接受司法机关所作的决定，承认裁判的公正性与合理性，使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改变过去不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在自诉案件当事人之间充分进行调解。

　　适用简易审的自诉案件，可以在自愿、合法且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调解结案；自诉人在判决宣告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是否准许撤回自诉，由人民法院审查后作出裁定。在办案实践中，我们有时会遇到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私了”的事，特别是故意伤害（轻伤）等侵犯人身权的刑事案件。在很多轻伤案中，被害人已经因为他人的犯罪行为蒙受了肉体损伤之痛苦，但还要承担医治伤病等较大额费用的经济损失。虽然从法律上讲，被害人可以向司法机关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赔偿经济损失，但是实践中，很大部分的被告人家徒四壁，无财产可执行，结果往往是被告人被定罪判刑，投入监狱，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却得不到有效的司法救济。这就使得被害人被迫与被告人之间“私了”的事常常发生，以换取经济赔偿；而被告人也会竭尽全力筹借现款以“消灾”。

　　不但在故意伤害（轻伤）案中存在如此现象，而且在侮辱、毁谤案、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虐待案、非法侵入住宅案、侵犯通信自由案、重婚案、遗弃案、等侵犯人身权的案件中，犯罪行为人所侵犯的直接客体，主要是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而非社会公益，虽然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妨碍了社会秩序，但属于次要方面。通过对大量自诉案件的分析发现，许多当事人之间是邻里甚至亲属、亲戚关系，他们往往因为日常琐事或者微小利益发生纠纷，事后多有畏惧、后悔之意，其主观恶性远小于那些恣意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因此在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基层院应当从实际出发，在自诉案件当事人之间充分进行调解。只要被告人能够全部退回被害人财物或者挽回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可以对犯罪行为人从宽处罚，因为在严惩犯罪和维护自身利益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被害人最关注的事情是自己的利益是否得到捍卫。笔者认为，在自诉案件当事人之间充分进行调解，既便有纵恶之嫌，但对实现刑事司法的主要目的：遏制犯罪、保障人权以及在消除当事人双方之间的怨愤和仇恨，化解社会矛盾，确保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方面都大有益处。